弗洛伊德事件引发了美国学术界对种族主义的全面反思。《科学》杂志主编赫伯特·奥尔登·索普发表题为《镜鉴之刻》的社论，批判西方科学界长期以来的种族主义倾向，呼吁学术界正视种族主义的历史。①正如索普所言，种族主义与科学研究之间的纠葛由来已久。现代“种族”概念的建构，源于近代早期欧洲社会对人类族群分类问题的思考，最终在启蒙运动当中初步确立了以肤色差异作为人种分类的生物学标准。一方面，欧洲的启蒙哲学家将“民族”与“种族”的概念分离，用后者指称与欧洲诸民族具有较大差异的人类族群，建构欧洲与“他者”的文化分野。②另一方面，欧洲与美国的科学家利用解剖学、颅骨学等生物科学，研究人类族群的不同特征。他们试图按照动物界的物种规律，将人类划分为等级森严、体系严密的物种系统，建构超越传统“民族”概念的人类族群分类体系。③因此，“种族”概念的“科学”属性带有浓厚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近年来，研究“科学种族主义”的学者不仅致力于反思“种族”概念与科学认识论之间的冲突，强调这一概念具有非科学性的一面。④与此同时，他们深入探讨催生“种族”概念科学化的政治史背景，强调“一种宏观与全球性质的哲学与政治框架”。他们认为，“科学种族主义”是科学研究政治化的产物，是种族政治利用科学为种族主义的社会政策进行赋权之后催生的怪胎。⑤“科学种族主义”由此成为欧洲在殖民扩张与奴役有色人种过程中创生的一种政治理论。这种理论假借“科学”之名，在欧洲殖民帝国建构过程中确立了欧洲白人在文化与政治上的“优势”地位。与此同时，“科学种族主义”在19世纪中叶的狂飙突进，也为欧洲殖民体系的巩固提供了一种理论支柱。 “科学种族主义”在大西洋世界的衍生具有更为宏观的知识史背景。伴随着欧洲殖民帝国在大西洋世界的扩张，种族概念逐渐科学化与政治化。自16世纪开始，随着欧洲诸国在大西洋世界的拓殖、欧洲学者在大西洋两岸的学术互动以及他们在殖民地的学术实践，大西洋世界出现了一个“在空间范围上具有世界性”的知识共同体。欧洲的学人将其冠以“文人共和国”之名，试图以此展现他们超脱政治之外的学术理念。⑥这种颇具浪漫主义色彩的学术乌托邦营造了一种幻象，割裂了大西洋世界的知识社会与殖民政治之间的密切联系。⑦大西洋知识共同体当中的知识网络与欧洲殖民网络的建构相辅相成。1665年，英国皇家学会理事会成员罗伯特·波义尔发布自然史研究指南，征集探讨有色人种问题的自然史研究著作。⑧波义尔代表皇家学会发布的研究指南揭示了大西洋世界的知识网络与殖民政治之间的密切关联。一方面，欧洲殖民者在海外探险的过程中发现了欧洲传统知识体系无法解决的新问题。他们对这些新问题的探讨与争论，促成了各种知识网络的生成与连接。⑨另一方面，欧洲的殖民帝国利用这些知识网络，征集各种有利于欧洲殖民统治的信息。有色人种与欧洲白人之间的身体差异与文化差异，作为欧洲殖民者巩固殖民统治的参考，成为大西洋知识共同体当中重点关注的学术问题之一。⑩大西洋知识共同体对“种族”问题的相关研究，也成为欧洲殖民者在大西洋世界打造殖民秩序与文化秩序的学术工具。 大西洋知识共同体当中的知识网络与“科学种族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近年来逐渐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在两种研究路径上展开：一方面，一些学者从科学史的“内史”角度入手，(11)关注科学研究对现代种族概念的建构，强调欧洲学者关于种族问题的科学认知在大西洋知识共同体当中的演变。(12)他们将大西洋世界的种族问题视为科学研究对象，简要地探讨了科学研究与种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对于“科学种族主义”产生的政治史与思想史背景着墨不多。另一方面，其他学者从“种族”的概念史角度入手，试图厘清“科学种族主义”产生的思想史背景。他们着眼于更为宏观的历史语境，试图揭示种族概念的社会文化属性，考察催生“科学种族主义”的文化背景。(13)然而，这些研究将“科学种族主义”视为独立的意识形态，并未深入探查催生这种理论的政治现实。有鉴于此，本文关注在大西洋知识共同体当中产生“科学种族主义”的思想史语境，结合欧洲殖民政治的现实需求，探讨“科学种族主义”的演变，以期理解种族主义概念的复杂面相。 一、基督教神学的祛魅与人种研究的开端 基督教神学认为，逐出伊甸园之前的亚当拥有关于自然世界的完美知识。上帝给予亚当的知识被一分为二，“真实的”先验知识被掩藏起来，人类此后只具有“潜在的知识”，亦即寻找“真实知识”的潜能。(14)亚当在堕落之前拥有关于宇宙万物的完美知识，在基督教关于人类起源以及人类族群演变的神学阐释中意义重大。基督教神学家认为，那些在形态与体貌特征上与欧洲白人不同的人种，源于原始知识发生退化产生的连锁反应。 基督教的神学知识论受到新教各教派的认可。然而，关于如何恢复“真实知识”的探讨却一度引发欧洲学者的争论。新教神学对知识本质的解释，将人类关于自然万物的知识置于“真实知识”的对立面，隐含了否定人类可以通过科学研究理解自然世界的神学隐喻。英国神学家乔治·沃尔克就直言：“自然的知识、恩赐与能力无法帮助人类抵御精神的敌人。”(15)新教各派认为，上帝的“真实知识”保留在《圣经》当中，只有牧师和潜心研究启示神学的人才能“修复”亚当堕落之后失去的知识。英国神学家兰斯洛特·安德鲁斯在他的神学课上宣称：“宝贵的知识被上帝锁在预言当中，不坚定的信仰者无法获得打开这些知识的钥匙。”(16)由此可见，新教这种独特的知识论将自然世界的知识置于“神圣知识”的统辖之中，为教会对知识社会的神权统治提供“凡人”无法超越的合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