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兴衰视野下的“海上民族”考论

作 者:

作者简介:
金寿福,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
历史研究

内容提要:

“海上民族”一直被视为导致公元前12世纪前后爱琴海和东地中海地区多个政治体先后灭亡的罪魁祸首,其主要依据是埃及第十九王朝国王拉美西斯二世、麦内普塔和第二十王朝国王拉美西斯三世描写他们迎击“海上民族”的铭文。然而,埃及国王关于抗击“海上民族”的描写属于“国王神迹”题材,并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将“海上民族”置于黎凡特、安纳托利亚、塞浦路斯岛、克里特岛和爱琴海时空框架中进行考察可以发现,该区域文明衰亡的原因各不相同,绝非简单用“海上民族”所能解释。相反,该区域人口流动是文明衰亡造成的后果,而非其原因。实际上,“海上民族”是西方学者以古埃及国王夸大其词的铭文为基础,而建构起来的虚拟存在。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23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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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及第十九王朝国王拉美西斯二世(公元前1279-前1213年在位)、麦内普塔(公元前1213-前1203年在位)和第二十王朝国王拉美西斯三世(公元前1184-前1153年在位)分别在铭文中描写了他们迎击入侵者的军事行动。三位国王都提到,这些外来者分水陆两路,人数众多且具有武装入侵性质。拉美西斯三世的铭文这样描述入侵者:“居住在岛上的人开始谋反,所有地方都被搅得毫无安宁可言。没有哪个国家能抵挡住他们的武器,从赫梯到阿拉西亚,如同草一样被割掉。他们在阿姆鲁一带建造营地,原来的居民消失,耕地不复存在。他们向埃及挺进,举着能变万物为灰烬的火炬,非利士人、杰克尔人、舍克勒施人、达奴人、维舍什人都成为他们的同盟。他们把手伸到世界边缘,心中怀着‘我们的计划会实现!’的必胜信念。”①以上文字描写的是拉美西斯三世在位第八年抗击来犯之敌的部分内容,在这位国王刻在哈布城祭殿墙壁上的铭文中只占3行空间。

       1855年,法国埃及学家德鲁热阐释这段文字和墙壁上浮雕的寓意时,首次使用“海上民族”(Peuples de la Mer,英译为Peoples of the Sea,通常译为Sea Peoples)称谓。②1873年,法国另一位埃及学家马伯乐沿用“海上民族”术语,认为海上迁徙民通过陆路和海路且主要借助武力进入地中海东岸和入侵埃及。③此后,许多学者解读拉美西斯三世关于外族的文字和浮雕,以此证明安纳托利亚、黎凡特众多政治体于公元前12世纪初遭灭顶之灾。被称为“海上民族”的族群兵分两路,选择海路者驾驭船只(有学者甚至使用了“舰队”一词),选择陆路者主要借助牛车,不仅拖家带口,还带上了家当。④他们所经之地,城池被夷为平地,房屋被烧毁,此种行径一直持续到其在埃及边境被击败为止。

       19世纪哲学家和东方学家米勒认为,“海上民族”是民族志最为重要的研究课题,他们使古代高级文明遭遇最严重打击,是古埃及历史上最值得关注的问题。⑤德国古代史学者迈耶把“海上民族”的兴起,列为人类从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过渡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⑥此后,“海上民族”这个其实并无多少史实支撑的概念被多数埃及学家和东方学家接受。有学者试图把地中海地区的迁徙潮置于更大时空之中讨论,视其为北起多瑙河、东至中国北部的世界性现象。⑦同时,几乎所有论及“海上民族”的著述,都将这一群体比喻成“蝗虫”,指责他们不仅给所经之地的原住民带来灾难,而且使青铜时代的繁荣景象戛然而止。⑧受这种说法影响,芬利把希腊本土所谓多利安人入侵、“海上民族”迁徙、赫梯王国灭亡和非利士人在今以色列、巴勒斯坦一带定居等,视为公元前1200年前后发生的相互关联的事件。⑨

       所谓“海上民族”入侵导致赫梯王国灭亡,摧毁地中海东岸许多城镇,最终入侵埃及的说法,起初完全依据古埃及国王尤其是拉美西斯三世留下的铭文。之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从两个层面按图索骥。一方面,历史学家试图把古埃及文献中提到的名称,与特定族群名或地名联系起来,比如从卢卡(Lukka)发现了吕西亚(Lycia)的踪迹,把图尔沙(Tursha)等同于伊特鲁里亚(Etruscan),从阿卡瓦沙(Akawasha/Ekwesh)看到阿盖亚(Achaea)的影子,沙达那(Shardana)被等同于撒丁岛(Sardinia),舍克勒施(Shekelesh)被视为西西里岛(Sicilia)。上述名词的词源及其演变并未得到足够重视,简单依据表面上的类似或部分相似便在两个名词间画等号的做法,如今越来越受到学者质疑。⑩另一方面,考古学家在古埃及铭文中提到的地方发掘时,一旦发现有被毁坏的遗址,就归罪于“海上民族”所为。事实上,发掘人员很多时候只能确认遗址曾遭毁坏,至于是谁、出于什么原因、在何时、以何种方式破坏,很难说清楚。“海上民族”就此成为特定时期和环境下解决许多疑难问题的“万能钥匙”。(11)

       过去几十年,考古人员在地中海东岸和爱琴海地区取得重要成果,展示出与古埃及文献判然有别的图景。借助考古材料,把“海上民族”的笼统概念置于东地中海和爱琴海广阔地域中辨析,一定程度上不仅成为可能,而且非常必要。以往不顾人口分布和变动、族群成分及其宗教信仰和物质文化特征(包括陶器及其他可供断代的器物和骨骼等),热衷于在东地中海和爱琴海地区寻找古埃及文献中人名、地名的做法应告一段落。(12)本文重审古埃及文献的史料价值,在此基础上根据黎凡特、安纳托利亚、塞浦路斯岛、克里特岛和爱琴海地区的考古发掘,证明“海上民族”的提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一、古埃及铭文中的“海上民族”

       古埃及铭文显示,“海上民族”先后三次试图进入埃及,起初是在拉美西斯二世时期。他们如同海盗一样袭击古埃及船只,侵袭沿海地带孤立的定居点,甚至深入尼罗河三角洲。拉美西斯二世称,他建造了始于今罗塞塔并向西一直延伸到马特鲁的防线;他登基第二年,打击骚扰边境的人群,俘虏一些人。拉美西斯二世提到被称为沙达那的族群,学者认为他们是“海上民族”的一支。拉美西斯二世在位第五年,在今叙利亚的卡迭石与赫梯人作战,沙达那人此时已成为埃及国王贴身保镖。(13)不难看出,至少沙达那人与“海上民族”没有关联,他们可能是尼罗河西部的游牧部落或骚扰三角洲海岸的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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