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西医分布与城市空间扩展(1844-1879)

作 者:
罗婧 

作者简介:
罗婧,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 200235)。

原文出处: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本文以《上海道契》、《行名录》和医院年报为研究资料,梳理开埠初期从事现代医学的医生(简称“西医”)在沪的租地、设立的医疗机构等,并在此基础上利用GIS技术复原近代上海西医的空间分布与演化,得到如下结论:上海的西医机构最早起源于1844年创立的仁济医院;19世纪60年代西医机构集中在原英租界,法租界和虹口地区分布较少;至70年代原英租界和虹口地区分布的医疗机构开始增加,尤其是虹口大名路地区增速最快。这与租界合并有直接关系,因此在同期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法租界的医疗机构不增反减。最后,结合《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讨论开埠初期的在沪西医对城市规划及相关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及其对城市空间扩展的促进。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23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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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外国商人终于实现在沪通商之目的。①与此同时,传教士也抓住时机来沪发展教务,其中最早到达上海的是伦敦差会的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和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又译雒颉)。1843年末,两人在完成宁波和上海两个通商口岸的考察后,最终决定选择上海发展业务。②麦都思主要负责传教事业,而雒魏林因其医学传教士的身份更多关注现代医学的传播。1844年2月在雒氏的主导和麦都思的协助下,在大东门外租借房屋创立上海首个现代医学的医院③,当时名为ChineseHospital(华人医院),1858年《上海年鉴》载中文名称仁济医院,取“仁术济世”之意。伴随着西医的进入和相关机构的设立,现代医学在上海开始传播与发展。

       梳理已有的近代上海西医及医疗机构研究资料可知,研究成果大多为医疗史范畴:苏精以极为丰富的在华传教士和东印度公司的档案,细致描绘了19至20世纪初年西医来华过程中的人和事,为本研究提供了详尽的背景知识和一些著名医生在沪的事迹或个别医院创立的详细过程④。其他相关的研究或以单个医院作为考察对象,例如王尔敏、高晞对仁济医院⑤,海珂对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⑥,王莉娟等对上海西门妇孺医院(今上海市红房子妇产科医院,即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⑦,罗振宇对公济医院(今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⑧展开研究;另外将西医作为慈善事业与传教事业相结合的研究占一定比重⑨,还有讨论西医的传播过程中涉及上海相关医院⑩。另新近出版的关于当时来沪西医对当时西人的卫生保健指南译作的问世(11),为本研究提供了基础医学知识梳理。

       纵观相关的医疗史研究,鲜有将西医机构的空间分布作为研究对象(12),这与研究材料及研究方法有关。本文主要以《行名录》、道契作为主要研究资料。《行名录》是开埠后编年体的商业指南,记载了洋行的中英文名称、洋行地址以及经营种类等信息,作为研究材料具有两点不可替代的优势:其一,可确定洋商或洋行的医疗相关的性质,确定一些中小医疗机构;其二,具有准确的地理信息,可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简称GIS)复原和分析空间分布。然而,系统的《行名录》资料最早只能追溯到1852年,此前只能依靠道契资料进行定位。道契是西人来沪租地的主要凭证,由当时的道台刊发,记载了租地时间、租地面积和地块四至等信息。道契的梳理可确定在沪医生的租地情况,用于早期的空间定位。另外,本文还利用仁济医院、公济医院等医院年报,讨论医院经营时的就医人数、就诊病例等细节问题。本文通过上述材料的爬梳,旨在勾勒开埠初期上海西医的发展概况,并利用GIS技术复原空间分布,最后讨论开埠初期近代西医在上海的空间分布以及在此基础上与城市扩展的互动关系。

       一、草创阶段的医疗机构(1844-1859)

       1843年,雒魏林成为第一位抵达上海的基督教传教士,同时是英国最早来华的传教医生。1838年他与麦都思同船来华,次年2月到达广州,与伯驾(Peter Parker)等发起医学传道会(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并负责主持澳门的诊所。1840年7月英军占领舟山群岛后,雒魏林前往舟山,至英军撤离前三天的1841年8月20日为止,总共医治了3502名中国病人,其中眼科病人最多。1843年11月初,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到职,途径舟山,他趁机随船同行,成为最早抵沪的外国人之一。1844年1月,雒魏林关闭原先在舟山的医院,抵达上海,2月即创办仁济医院,成为上海本地最重要的医院之一,存续至今(13)。1845年雒氏在麦都思的租地旁边租得一块11亩的土地,(14)1846年因原先租用的华人房屋过于狭小,在山东路附近新建医院,(15)就医环境得以改善,就诊人数猛增。

       随后,来沪的产业医生渐多,并开始租地。1847年道契正式签发,据道契载道光二十七年正月十八日(1847年3月4日),英人格医生租第23号第65分地(16),格医生即Thomas Kirk,《上海年鉴》翻译成“长脚医生”(17),其租地位于北京东路以南、河南路以东,面积达20亩。在《1850年在沪名单》中记为开业医者(Medical Practitioner)(18)。该租地名单为《北华捷报》为了统计税收将当时在英国领事馆租地人整理汇总而成。该表中又出现一位医生——哈尔医生(Hall,G.R.),他租得江西中路与广东路路口的第18号分地,与早前租地的长脚医生(第65号分地)分占英租界南北。更有趣的是这位西人医生,在小刀会占领上海县城的时候,与另外一个西人(Mr.Caldecott Smith)冒险进城营救道台(19)。

       1852年《上海年鉴》首次刊印,创刊号中刊登了3条医生或机构的条目,分别是药房(ShanghaeDispensary)、长脚医生(记为外科医生)与雒魏林(记为伦敦差会传教士兼外科医生)。1853年《上海埠租地名录》同样刊登于《北华捷报》,记载了另一位医生Murray,Dr.J.I.,他后与哈尔医生合开诊所,名为Hall & Murray,即太全行(20)。1854年《上海年鉴》记载医疗相关的共5家,细分为医院(hospital)、药房(dispensary)、外科医生(surgeon)与医疗指导(medicaldoctor),其中还有几位医生属英国皇家外科医师学会会员。1855年在沪医生或机构未见变化。次年,长脚医生在原来租地不变的基础上又加租了两块地,租地面积已经超过了大多数的洋行和洋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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