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774(2022)03-0129-11 DOI：10.13231/j.cnki.jnip.2022.03.017 一、引言 军阀政治是一个复杂而富有张力的论题。20世纪初兴起的中国军阀政治，既有历史巨变中政治失序为之提供的可能性空间，也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简称一战)后日本在东亚独大对其的扶持因素。在探究军阀政治现象时，曾有学人提出这样的疑问：如何看待南北和议期间唐绍仪加入同盟会的问题?袁世凯对唐绍仪加入同盟会持何态度?由于年代的久远和历史文献的残缺不全，我们很难了解历史事实的全貌。不过，借助有限的史料和各种旁证，我们依然有可能进入到历史的某些情境之中，探寻问题的端倪。 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是，1913年3月，唐绍仪在孙中山和黄兴的介绍下加入了同盟会。但是，历史学者对唐绍仪加入同盟会的动机却各有认识。有人认为，唐绍仪加入同盟会，“并非只是装饰门庭，猎取政治资本”[1]147，其论据源自柏文蔚的一段记载：“唐自孙中山先生介绍加入同盟会后，对同盟会非常忠实，与余晤谈之下，知其已向孙中山先生建议，用政治手法来对付袁世凯。陆军总长问题，若北方不接受，便使黄兴担任南京留守，掌握南方军事，保全实力，以待变化。……一个北方代表能有此苦心孤诣之建议，可谓难能可贵矣”[2]26。柏文蔚是同盟会元老，时任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北伐联军总指挥。他的这番话只是道出了唐绍仪对同盟会“非常忠实”这一事实，却没有深究唐氏的“反常举动”：他为何作为“北方代表”反而为南方“苦心孤诣”地密谋对付其昔日的“恩主”袁世凯?这仅仅是由于唐绍仪“倾心共和，主张民主”，或者说唐绍仪与容闳、吴廷芳一样，作为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双视野人”，其加入同盟会是“听从信仰的召唤”，并非一时的“意气用事”[3][4]196?清末民初的中国虽然受到了欧风美雨的洗礼，在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鼓吹下，一部分知识分子倾心于西方宪政民主制度，但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仍然沉浸在传统的儒家政治文化中，深深信奉儒家的忠孝仁义伦理。 早在1884年朝鲜发生甲申政变后，袁世凯在穆麟德(P.G.vonMollendorff)家中见到唐绍仪，对其留下深刻的印象[5]13、18。稍后，袁世凯担任总理朝鲜通商事宜大臣之后，就委任唐绍仪担任自己的英文翻译，唐绍仪在1885年11月22日正式入职，深得袁氏信赖[6]100。唐绍仪能够在清政府派驻朝鲜商务署的众多职员中脱颖而出，离不开袁世凯的大力提携。1892年，袁世凯在上报给北洋大臣李鸿章的驻韩商务署人员“差满请奖”名单中，特意为唐绍仪另附一张“夹单”，称赞唐氏：“忠直性成，具有才识，在美韩均经十数年，于泰西三韩情形极皆熟悉……实为洋务中难得之员”，请求给予唐绍仪“另加二品封典”[7]186-187。可以说，袁、唐交往近三十年，袁视唐为心腹，唐随其进退。通过袁唐交往的这段历史，就不难理解为何唐绍仪加入同盟会之后，两人关系开始出现裂痕，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派把唐绍仪“目为叛徒，视同间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4]196。总之，唐绍仪加入同盟会，是出于“民主信仰”，还是基于个人仕途的政治投机，并不重要；关键是袁世凯所代表的北洋派认为唐氏此举背叛了儒家政治文化中的忠孝伦理原则。 如果从人性的角度去思考，或许更有助于理解唐绍仪的政治行为。唐绍仪热衷于功名利禄，非常相信“命理”，他在此期间曾请一位“山谷道人”算过命，并留下一份“八字算命书”，其中有一条是建议唐绍仪为官须在“有气之地”，并预言他在六十九岁时“交癸运，可称全美。万愿为意，妙之又妙”[8]1034-1035。所谓的“有气之地”应该是指中国的“南方”，尽管“山谷道人”没有明说。民初以来，唐绍仪主要是在中国的南方活动，大约与此有关，他加入同盟会或许也是基于此种心理预期。因此，探讨军阀政治现象，不必纠缠于太过抽象化、复杂化的结构范式问题，而是可以从“人”的视角入手，进入近代中国军阀群体的心灵世界，以期深入理解军阀政治及其权力演变。 二、北洋军阀与政客的“人情政治” 人们研究历史是为了获得历史的真相，尽管真相是很难探寻的。学则须疑，作为历史研究者，我们首先要有宝贵的质疑精神。军阀政治一直是近代史研究的重要问题，但时至今日，很难说有人能够真正透析军阀政治问题。考虑到政治问题的复杂性，一些学者转而借助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例如塞缪尔·亨廷顿(S.P.Huntington)所著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9]，就曾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范式和视角解释军阀政治。尽管亨氏并非专门的历史学家，但他以宽广的历史视野，注意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亚非拉国家都出现过军人专政的世界性现象，将之总结为“普力夺社会”。近年来，这种援引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风气，也开始影响国内学界。不少学者借鉴亨廷顿等人的研究成果，但总让人觉得意犹未尽，未能将问题说清楚。历史学较之社会科学有着明显的不同，历史学的核心命题应该是研究历史人物的社会活动，而社会科学则关注制度、结构和行为模式等“去人化”的问题。如果片面采用社会科学的计量研究方法，历史学则很可能会走进死胡同。 讲“人”其实就是讲“人性”，体察“人情政治”。具体到军阀政治，现有研究偏重于权力结构等范式分析，这就容易忽视军阀的主观因素。人性和情感是永恒的，也是共通的。因而，带着共情之心理解和研究历史人物，可谓研究近代历史、把握军阀政治的关键所在。 一般认为，北洋军阀是中国近代军阀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群体，他们在很长时间内控制着中央政府。除北洋军阀之外，在中国各地还有其他大小军阀，例如盘踞在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地的“西南军阀”，其代表人物有陆荣廷、唐继尧、熊克武等等；东北地区则有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张作霖起于草莽，其崛起离不开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的提携，1907年，徐世昌担任东三省总督，大力提拔张作霖，使其脱颖而出①；西北地区的大小军阀，则是更多，仅就陕西省而言，截至1918年，除依附皖系军阀的督军陈树藩之外，还有刘镇华的镇嵩军，井岳秀的中立军，以及革命党人领导的靖国军等等[10]317-318。虽然袁世凯是北洋军阀的缔造者，但是他当选大总统之后推行“军民分治”，致力于削弱地方督军的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因此，袁氏是军阀政治的反对者而非始作俑者。但直到1916年袁世凯去世，军阀问题也没有彻底解决。其后，北洋军阀分成直系和皖系。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在袁世凯死后担任国务总理，主张武力统一中国，直系军阀首领冯国璋则主张和平统一。北洋军阀的内斗加剧了南北分裂。一时之间，中国陷入四分五裂，国将不国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