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篇体，即诗文的篇章体制。每一首诗歌都有独立的表意结构，有其特定的篇体特征。诗人之主观“作意”是否能让一首诗的表意、抒情结构圆满浑成，决定着这首诗反映的诗学水平之高低。刘勰认为决定篇体的是“骨”与“风”：“若能确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则风清骨峻，篇体光华。”①在一篇之中，如何起笔、定调、铺陈和收束，做到“绘事图色，文辞尽情”②，皆是诗人要考量的方面。 千百年来，类似于“有佳句而无佳篇”的叹息，束缚着人们对谢灵运山水诗艺术的理解。宋代以来，谢灵运就常被视为一个未达到浑成之境的诗人。如严羽虽然称赞谢诗“无一篇不佳”③，但也对谢诗进行摘句，认为谢灵运不长于篇体，其整体气象远不及建安诗歌(参见《沧浪诗话校释》，第158页)。在明清诗话中，这种论调就更为常见，其中张戒之评最为严苛，他认为“池塘生春草”“明月照积雪”这些句子“稍免雕镌，粗足意味，便称佳句，然比之陶阮以前苏李古诗曹刘之作，九牛一毛也”④。潘德舆说“谢客诗芜累寡情处甚多”⑤，正是因为无法理解谢诗中“理语”的功用，他才会将之定义为“瘠义肥辞，繁杂失统”⑥的“无骨”之作。清代以后，王夫之发出了著名的“非理抑将何悟”⑦之反诘，于是谢灵运诗在篇体之“意”与“势”上的用意⑧，才开始逐渐获得肯定。基于船山“反转”之论，现代学者对谢诗的看法变得更为客观。如萧涤非先生认为谢诗在叙事写景方面是“以赋体施之于诗”，叙事、写景兼备⑨。他还指出《晚出西射堂》“则直以作文章之方法作诗矣，此实开一代之规模”(《谢灵运研究论集》，第11页)。李丰楙先生认为谢诗的篇体意识始于题目的设计，如《游赤石进帆海》《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等，“诗题就是简短的游记”⑩。此类前人之言皆不谬，不过“叙事”“写景”“游记”这些写作归类仍是属于现代人的视角。谢诗的篇体思想，不仅与诗之审美有关，也与诗中所反映的哲学意蕴之本质有关，因此需要回到谢灵运的写作立场，来观察他对诗歌篇体艺术的经营。以下尝试详论，以求教于方家。 一 “酷不入情”与起篇立意 谢灵运的山水诗，相对集中地写于永嘉、临川等地，当时是他在政治上失意、苦闷的时期。因此，谢灵运在山水之间的行走，常被后世评论家比拟为屈原的上下求索或者曹植的抑郁行旅。但是，如李梦阳所说，谢灵运与屈、曹之间的相似只是形似而已(参见《谢灵运研究论集》，第10页)，他在山水诗中有超越屈、曹的哲理思致之求。对此，沈玉成先生曾有过讨论，认为王弼、郭象之论，被谢灵运“和谐地结合在失意的精神世界之中”(11)。而谢灵运与屈、曹的本质区别在于，他所追求的“情”之发散，是通过“理”的探索来实现的。关于这一探索的过程，谢灵运往往在诗之开篇，就表明了立意。 谢灵运山水诗哲理思致之求的起点，体现在他对“情”的态度上。《说文解字》曰：“情，人之阴气有欲者。”段玉裁注曰：人之情，即喜、怒、哀、乐、惧、爱、恶、欲(12)。庄子主张“圣人无情”，就是将之视为“人情”的反面，即认为圣人是“有人之形，无人之情”(13)。汉魏至东晋，“圣人无情”是当时名士之通说(14)。王弼提出，圣人有五情并能控制它们，“圣人自是不陷于情，不溺于情，亦自是应物而不累于物，自能常跃起而不滞。然他有中之骨干以为其本，故其喜怒皆为中节之和”(15)。郭象认为圣人的本质是“神人”，精神活动变化莫测，妙不可言(16)。这些关于“圣人”的定义，本质上是在讨论如何建立一种理想人格。现代学者总结说，“圣人无情”实际上就“是指不以喜怒哀乐的情感干扰清静的内心，亦即不动感情，对事物不要有好恶之情，听其自然，这是圣人的道德境界。庄子把圣人作为理想的人格，无情是圣人具备的理想道德境界”(17)。 关于如何对待“情”，东晋玄言诗人曾表达一种至高追求——“悟幽人之玄览，达恒物之大情”(18)。谢灵运对情的追求与此有一致性。谢灵运游于万物之途，以“怀新”“寻异”(19)的态度来对待所遇万物之变化，并试图从富于变化的外在现象背后，寻找到对事物以及事物组成的“玄冥之境”之本体的认识(20)。如在《登江中孤屿》中，诗人最后从孤屿的险恶变化之景中获得了“真”，以此解除开篇所言的“倦”“旷”之情。谢诗写出穿梭险景的游历过程，呈现山水的变化，是为了突出行走其间之人能够顺应并且理解这些变化，从而展现玄学思致之求。正如《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所云：“抚化心无厌，览物眷弥重。不惜去人远，但恨莫与同。”“抚化”意即“圣人游于变化之途，万物万化，亦与之万化”(21)。唯有如此，方能不守故，不积情虑，臻于无情，有益于摄生。 逃离了世情才能实现遁世，才能获得接近“大情”的可能。谢灵运山水诗常在起篇之句中，似乎就灌注了深刻的哲思。如《登池上楼》起篇言及潜虬、飞鸿，颇有反讽之意，是说“虬以潜处而自保，鸿以远飞而去患，灵运既羁世网，故有愧惭虬鸿之义”(22)。而此诗末句呼应的，便是首句的俗网之困，曰“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23)。“持操”之典引自《庄子》罔两责影之言，而“无闷”即是《周易》所云之“遁世无闷”(24)。 谢灵运对待“世情”的处理方式，并非是“骚怨”模式的质问或者悲叹，而是倾向于寻求经过万物的净化来达到“无情”之境。按照郭象玄学的理解，陶渊明所谓“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25)的精神解脱方式，属于凡夫俗子之所为，非至人之所为：“言凡子所为，外神劳精，倚树据梧，且吟且睡，此世之所谓情也。而云天选，明夫情者非情之所生，而况他哉!故虽万物万形，云为趣舍，皆在无情中来，又何用情于其间哉!”(26)而玄学崇尚的对待天地万物的态度，是要“观其形容，象其物宜，与天地不异”(27)。也就是说，玄学意义上的真正解脱，是要通过观天地、法至道之生成等途径才能实现，而不是用“且吟且睡”的方式来让烦恼拂去一时而已。在玄学概念中，一切事物只要存在，那么它的生生化化是没有穷尽的(28)。无情之求的实质，就是要“与物共”(29)，“随物化”(30)，归于自然而已。所以，要让心能从日常思虑活动中解脱出来，解脱至无思无虑、淡泊自持的状态，人之自我、本性才会得到显现，这样才能与物达成平等，从而去理解物之“独化”。而谢灵运将山水视为万物，在其间穿梭往来，以获得解脱与净化，而他对山水的赏爱，往往控制在“似喜”(31)的程度，以符合“物来乃鉴，鉴不以心，故虽天下之广，而无劳神之累”(32)“不以物伤己也”(33)等玄学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