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许多国家实施了一系列非常规的紧急措施。到2020年春季，世界上有一半以上的人经历了封锁或社交隔离。①在疫情初期，若干东亚国家使用了追踪病毒感染者位置的数字技术，而现在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使用这种技术。并且，各级政府都采取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后疫情复苏计划。例如，欧盟领导人在2020年12月就1.8万亿欧元的财政计划达成了共识，致力于复苏疫情造成的低迷经济；②美国总统在2021年3月签署了1.9万亿美元的新冠肺炎疫情救助计划。③由此可见，在许多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危机都导致了“大政府”在世界各国的出现。④2022年，各国政府在疫情期间为经济复苏的超预算开支和赤字导致全球推行通胀削减法案，这持续加深了人们对大政府抬头的日益担忧。 随着大政府的卷土重来，人们日益担忧一种新的威权治理形式，特别是在西方社会，近几十年来，小政府的共识已经强烈融入西方社会政治和日常生活中。巴黎国际哲学学院教授乔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警告说，疫情将为政府提供一个使例外状态常态化的借口。他认为，由对疫情的集体恐惧驱动的紧急措施，牺牲了个人自由以换取生物性安全。同时，他进一步指出，这些紧急措施为了换取人们生物性的生存，最终将中止所有的公民事务和正常的政治生活。⑤同样，在指出用数字工具来控制疫情的危险性时，柏林艺术大学韩炳哲教授(Byung-Chul Han)谈到，病毒让政府回到了一种免疫范式，在这种范式中，通过关闭边界来对抗“来自外部的看不见的敌人”。⑥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也对“基于技术的政府形式”的出现感到忧虑，尤其是它的迅速发展可能超出民主问责和公民监督的实际承载力。⑦ 沿着同样的思路，人们对“疫情”或“危机”民族主义的抬头愈发担忧。考虑到危机经常导致某一群体共享的共性退化为排他性团结，人们就新冠肺炎疫情对民主和全球化的潜在影响进行了详细考察。⑧尽管学者们对疫情民族主义的解释存在差异，但他们的解释常常混淆各种社会政治现象，如民粹主义、族裔中心主义、孤立主义、种族主义和威权主义。这些学者并非要论证疫情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民族主义的抬头，他们顾虑的是，疫情危机将巩固既有的民族主义或增强民族主义与威权主义之间的相关性。 毋庸置疑，这些对疫情民族主义的担忧并非毫无道理：正如人们从匈牙利和菲律宾看到的那样，一些政府对疫情危机的应对措施的确有加剧威权治理或扩大族裔和民族冲突的潜在危险。然而，人们对危机中民主国家公民服从(civil compliance)的必要美德关注甚少——尤其是人们严重低估了东亚国家的公民在疫情期间表现出来的公民服从，认为这不过是对集体主义文化或威权主义心理的一种继承性习惯，并且这些国家在危机时期表现出来的公民共性被不恰当地简化为民族主义的复兴。此外，实证调研也经常运用一种有文化偏见的东西方比较。这种比较是基于一种无根据的区分：西方是个人主义，而东方是集体主义。虽然从文化视角来理解东北亚国家的相对防疫成就是很重要的，但它们既不是受威权主义心理所激发，也不能局限于某种同质化的民族共性。 基于以上观察，本文将调和儒家的关系性(relationality)概念和共和主义的非支配自由(liberty as non-domination)原则，寻求一种紧急情况下的公民服从伦理。具体来说，首先，针对当前学界用一种具有文化偏见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分来探讨“疫情”民族主义，本文将提出一种关系性的概念。根据这种关系性，应急治理下的公民合作能够同时促进个人自由与民主共性的长远发展；其次，用新罗马共和主义的非支配自由原则，补充儒家角色伦理学中构成性角色的关系性道德，本文将提出一种公民服从的伦理，引导应急治理走向稳固的民主问责。 一、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学术界与新闻媒体界对东亚国家成功控制新冠病毒的解释，是基于东方集体主义与西方个人主义的区分。在这种区分中，西方个人主义指的是一种分离和独立地看待自我的方式，而东方集体主义则是指一种将自我视为集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观点。⑨这种对西方个人主义和东方集体主义的过度二分，常常会导致一种西方自我中心主义与东方社会中心主义之间的错误对立——前者将个人自主置于共同善之上，后者强调自我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自我实现的必要条件。⑩这种解释的关键在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是东西方社会中存在的文化价值差异。根据该种解释，东亚政府的快速反应之所以可能，就是因为东亚文化中的民主赤字和威权主义，导致公民只是盲目服从和忠诚的个体，习惯于让政府以公共安全的名义限制个人自由和基本权利。 这种对东亚国家成功应对疫情的简单化的文化解释，并不局限于非学术性的西方文献。学者们用一种只能在同一桌面上运动的桌球来描述东亚国家的人们，即只能看到其表面的单一而无法看到内部的多样。他们认为，东亚人的习俗都是以共同体为导向的，与其他非东亚文化没有关联，并且从未改变过。此外，不少生于东亚但现今生活在西方社会的学者都假定，威权主义文化或集体主义文化是东亚国家成功应对疫情的重要根源。例如，韩炳哲提出了一种“来自于他们文化传统(儒家)”的威权主义心理；(11)阿肯色大学史密斯堡分校黄丽丽教授(Lilee Ng)试图从“把社会需求放在首位的亚洲”集体主义文化中，找到一种可行的推动公民服从政府的动力。(12)然而，在这些论述中，他们都有意或无意地采用了西方个人主义与东方集体主义过度二分的观点。正如儒家民主理论家声称的，儒家有自己独特的思想资源，儒学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政治学说，它既反对威权主义也阻止个人对威权秩序的未经思考的遵从。同样，如下文所阐释的，人们不应将中国保持人际和谐的伦理简化为一种集体主义文化——这种集体主义文化辩护了在某个社会中将自我否定的集体需求施加于个人的正当性。换句话说，他们的观点并非是基于普利斯顿大学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曾经定义的“当地人的观点”，而是基于一种错误区分东西方文化的有问题的框架。(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