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2.05.013 “方法”是胡塞尔哲学中尤为重要的概念。一方面，在其著作与手稿中，胡塞尔曾不断论述、反思和修正对现象学方法的理解，这意味着对哲学探究进程本身、对自身作为哲学家的反思。另一方面，“方法”对胡塞尔而言不仅关涉哲学研究，而且有着远超越于此、更为根本的意义。在1922年为日本期刊《改造》(Kaizo)所撰写的文稿中，胡塞尔曾将人类生活的本质结构标识为“泛方法主义”(Panmethodismus)，也即把我们的伦理生活本身视作方法，将方法作为人性的构成要素①。如何理解方法与人性之间的本质关联？现象学的方法与作为方法的伦理生活之间又具有怎样的联系？ 本文将从对现象学方法的考察切入上述核心问题。从古希腊语词源来看，“方法”一词意味着沿路而行。每一条路都有起点和终点，那么对于胡塞尔的现象学来说，从哪里出发，又要往哪里去呢？就起点而言，它往往蕴含着对特定终点或模糊、或清晰的指向。因此，从解释学的视角来看，那成为现象学探究之动机、被现象学思考所先行预设的，是对其目标的指向。本文试图表明，这一现象学从中产生又最终所指向的乃是我们的生活。而充分领会现象学方法的一种方式便在于澄清现象学与自然生活或生活世界之间的双向关联。现象学何以从自然生活中超脱而出？它又将把我们引回怎样的一种“别样”的生活？这两个问题提示出现象学探究在两个彼此紧密关联的方向上的工作，一方面它涉及现象学之动机引发的问题；另一方面，它关乎现象学的实践或伦理面向，或对于实际生活可能的改造。 本文将首先探讨现象学从自然态度中引出自身的动机。现象学致力于成为一门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这是由于真正的哲学攸关一切科学理论奠基于其上的生活世界以及普遍人性，后者展现了现象学的深层动机。借助胡塞尔对伦理生活之本质结构及特征的思考，本文进而阐明伦理生活何以是方法，以及“方法”概念在胡塞尔哲学中的独特意义。这一考察也将充实我们对现象学动机的理解，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以及哲学对生活世界的反哺最终建立在人性向着最高价值奋进这一根本上可能的生活样式之中。 一、从自然态度出发 现象学最初展现为一门有关本质的描述心理学。在《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1卷(以下简称《观念Ⅰ》)时期，胡塞尔对现象学方法论有了更自觉的检视，并逐渐转向了先验现象学：现象学不仅是对意识之本质的考察，更是对意识作为先验维度的揭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转向并非仅仅为意识附加上某种功用，而是揭示了一个崭新的对象域。具体而言，先验意识不再只是一个与外部世界并列的存在区域，现象学的工作也不只是对这一区域进行本质描述。在现象学的观照之下，意识是世界如此显现的可能性条件，意识内在地关联着世界。在胡塞尔看来，要把握意识的这一先验特性，就必须展开先验还原。 先验还原的第一步在于“悬搁”(Epoche)。胡塞尔虽然借用了这一古代怀疑论者的概念，但现象学悬搁的对象与意义却不同于皮浪学派。现象学家所要悬搁的不仅是对于具体事态的判断，更是自然态度下对存在的一般设定，或者说，对存在的牢固信念。自然而然地，我们相信面前的事物和他人的存在，相信不能亲见的事物的存在，甚而相信一个世界整体的存在，它广袤无垠，跨越古今。这样一种信念再“自然”不过：它根深蒂固又令人毫不察觉，作为一切个别信念或认知的背景而存在。如何能够悬搁这一态度或信念？在《观念Ⅰ》这一向先验现象学转向的重要著作中，胡塞尔借助了笛卡尔的普遍怀疑方法。在笛卡尔那里，怀疑的念头一起，有关世界中各类事物的信念便渐次产生了动摇。对笛卡尔而言，如果不凭借理性之光，怀疑的入侵便会时刻来袭，使我们无法心安理得接受世界。而在胡塞尔这里，怀疑的方法并不导向怀疑的消除，或者说，与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不同，现象学并不试图凭借理性重铸有关世界的信念。现象学“悬搁”的真正含义在于使得自然态度下的信念失效。因为，当我们由此进入一种“非自然”的态度中，暂时不让这些信念发挥作用时，便能够回溯到信念本身及其产生的源头，也即先验意识那里。 事实上，从笛卡尔的普遍怀疑过渡到先验还原，这只是胡塞尔所思考的通向先验现象学的道路之一。当然，它无疑是贯穿胡塞尔思想始终的非常重要的一条道路，以至于在《笛卡尔式的沉思》中，胡塞尔写道，“笛卡尔的沉思是哲学反思(思义)的原型”②。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③，胡塞尔从未真正放弃笛卡尔式的进路，这意味着对胡塞尔而言，先验现象学是对笛卡尔哲学动机的彻底化，并且现象学还原可以在特定意义上被理解为笛卡尔沉思的某种变形。 胡塞尔在最后一本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以及先验现象学》(以下简称《危机》)中也谈及另外两条通往先验还原的道路，即心理学的道路和生活世界的道路。在胡塞尔看来，除了对笛卡尔哲学进行彻底化，也可以从现象学心理学以及对生活世界的考察中逐步转向先验还原。对胡塞尔而言，这三条道路乃至更多的进路殊途同归，或更确切地说，无论是笛卡尔式的对最确定无疑的知识的理性辩护，还是心理学对人类心灵领域的追问，或者理解生活世界的本体论企图，都最终会走向在胡塞尔心中作为第一哲学以及哲学终极形态的先验现象学。 不管从哪一条道路出发，先验维度的显现总是与自然态度的转变联系在一起。这一态度不仅包括我们对事物的日常态度，也包括进行科学探究的理论态度。而自然态度之所以成为出发点，恰是由于先验维度不在其外而在其中，它总是静默地发挥着作用从而实现着自然态度本身。换言之，为了能够识得“庐山真面目”，观察者必须从中走出来，以便获得一个外在视角，悬搁便是确保这一视角的手段。在《危机》中，胡塞尔曾用“平面生活”和“深层生活”来分别形容自然态度与先验态度下的状态④。在胡塞尔看来，平面上任何一处都不可能使我们获得关于这一生活运转方式的全貌，除非能够跳离它，在“高处”或“深处”检视它。正如胡塞尔自己后来反思的，这一譬喻远比《观念Ⅰ》中“排除世界以获得剩余物”的说法来得准确⑤。先验现象学所寻求的并非去除掉世界后所剩余的意识领域——这是对胡塞尔现象学的某种误解，也并不只是剥除了偶然性的本质之物，而是整全者，或存在者之整体。凭借现象学还原，我们从对局部对象域的聚焦中解放出来，从向来置身于其中的背景视域即世界中跳脱出来，从而看到事物何以并不只是它自身而必然关联于一个构造着它的意识生命，以及进一步地，这一构造着的主体何以在一开始就处在一个预先被给予的、与他人共在的生活世界之中。在这里，存在者整体既不是自然态度下素朴的实在论者们所见的实存物的全体，也不是与世界切割开的主体意识领域，而是先验主体—世界这一关联整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