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学者对性善论的批评:回顾与总结

作 者:

作者简介:
方朝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孔子研究院特聘专家,山东省泰山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儒学与中国思想史。

原文出处:
国际儒学论丛

内容提要:

历史上批评性善论的观点对人性善恶大体有如下七种看法,即性无善恶、性超善恶、善恶并存、善恶不齐、性恶、善恶不可知、善恶后天决定。此外,人们还对孟子论证性善的方法进行了批评,大体上涉及片面取证、循环论证、混淆可能与事实、混淆理想与现实、门户之见、不合圣人真意等六方面。由此可见,历史上对性善论的批评观点或学说非常丰富,甚至远超我们的想象。这也说明,性善论在历史上的影响或者不如我们想象的大。今天,任何试图为性善论辩护或倡导性善论的行为,恐怕都不能忽视这些学说。问题不在于为任何一种批评性善论的观点辩护,而在于说明性善论及中国古代人性理论所涉及问题的复杂性。


期刊代号:B8
分类名称:伦理学
复印期号:2023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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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宋代程朱理学兴起以来,孟子性善论成为广大学人的主流看法。这使很多人容易忽略历史上批评性善论的人从未断绝,也容易忽视批评性善论者的理论根据。葛瑞汉(Angus C.Graham)认为孟子性善论的提出是基于对杨朱、道家、儒家(如世子硕)、稷下学派(告子、管子)及墨家人性论的批评或回应。①然而,孟子对同时代学者的批评,并未平息后人对他的批评或反驳。孟子之后,不仅荀子批评他的性善论,汉代以来董仲舒、刘向、扬雄、王充、王符、荀悦等亦批评或不接受性善说。汉代学者除韩婴、陆贾之外,几乎都对性善论持批评或保留态度。唐朝韩愈盛赞孟子继承道统,但亦批评其性善论。宋代批评性善论的人更是比比皆是,李觏、王安石、司马光、欧阳修、苏轼、苏辙、叶适等无不批评性善论。即使大力推崇孟子的宋明理学,对性善论也没有全盘接受,比如张载、程颐、朱熹等人事实上用气质之性说回答了人性恶的来源,他们的人性论毋宁说是善恶二元论②。至于心学代表王阳明等人,也没有完全接受性善之说,故王阳明对告子虽不满意,亦有认可之处。

      另外,在中国历史上,持接近告子式的性无善恶或性超善恶之说(或近其说)者,一直不乏其人,从宋代的王安石、苏轼、苏辙,明代的王阳明、王夫之到清末的龚自珍、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均是代表。若将告子解释为人性超越善恶说者,则道家接近于告子。可以说,中国历史上持类似或接近告子人性说的人非常多,堪称一条主线。

      此外,虽然明确持性恶论立场的人极少,但后世持人性善恶并存者一直大有人在,几乎是另一条主线。从孟子前辈的世子硕、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到董仲舒、扬雄、班固、许慎,及宋人王安石、司马光,甚至康有为等,莫不如此。

      下面我用一张表概述历史上反对性善论的各种意见(不全针对孟子而发)。③

      

      一 人性无善无恶④

      在对性善论的各种批评中,一开始就与孟子直接交锋的人是告子,其观点是性无善无不善,并从“生之谓性”立论,本文简称为“生性说”。

      1.生性说

      告子没有留下传至今日的著作,我们只能看到他的对手孟子记下了他的基本观点:

      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孟子·告子上》)

      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孟子·告子上》)

      可惜告子留下的材料太少,在这两段话里,我们没有看到告子为人性的善恶说提供更多的理由。为何“生之谓性”“食色性也”能证明人性无善无恶?后来的荀子不正是从这样的人性概念出发证明人性恶的吗?

      虽然从《孟子》中的记载看,告子在与孟子的辩论中处于下风,但告子之后发展其说者从未中断,后世同情告子者包括王安石、苏轼、苏辙、王阳明、朱舜水、龚自珍、梁启超、章太炎等(见后),其中龚自珍、章太炎、梁启超属明确为告子辩护者。

      2.源流说

      除了上述从自然状态说批评性善外,后世儒家学者也发展出一种不同的为人性无善恶辩护的观点,即以性为源头决定者、善恶为后起次生者,故性不可以善恶来衡量(后起不能决定先在),我把这种批评意见称为“源流说”。

      最早从源流角度批评性善论的可能是董仲舒(前179-前104年)。《春秋繁露·实性篇》认为性与善的关系就像禾与米的关系,禾产出米,但毕竟不是米;性产生善,但毕竟不是善:

      善如米,性如禾。禾虽出米,而禾未可谓米也。性虽出善,而性未可谓善也。⑤

      董仲舒是否持性无善恶或有疑义,但他开了从源流论性无善恶说之先河,该学说至北宋发展壮大。

      王安石也从源流出发批评孟子:

      孟子言人之性善,荀子言人之性恶。夫太极生五行,然后利害生焉,而太极不可以利害言也。性生乎情,有情然后善恶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恶言也。此吾所以异于二子。⑥

      苏轼也从源流出发,指出:“夫善恶者,性之所能之,非性之所能有也。”⑦

      3.继成说

      在儒学史上,还有不少人以《易·系辞》“一阴一阳谓之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之语为据论证性无善恶。因语出圣人,在古人看来极具权威性。程颢、苏轼、王夫之均认为《周易》“继善成性”之语证明“善”是继起、非本原;而本原之性当无善恶或超善恶。本文称此为“继成说”,其或可视作源流说的另一种形式。

      程颢从《易传》“继善成性”角度出发,认为性善说与其他各种人性论(比如性恶或善恶混之类)一样,皆是从既生之后(即“继之者”)出发,并未回到人性的本原:

      凡人说性,只是说“继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⑧

      苏轼也借用《易传》“继善成性”之语批评孟子道性善:

      昔者孟子以善为性,以为至矣。读《易》而知其非也。孟子之于性,盖见其继者而已。夫善,性之效也。孟子不及见性,而见夫性之效,因以所见者为性。⑨

      王夫之也与苏轼一样,认为性之义不能从“继之者”来理解,而要从“继之前”来理解,称孟子:“即善为性,则未免以继之者为性矣。”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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