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22)05-0015-24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中国社会大众已经在伦理道德领域形成许多重要文化共识。[1]文化共识的生成，表明漫长古今中西激荡所生成的多元多样多变的局面发生重大变化，“多”中之“一”、“变”中之“不变”在积累积聚中生成，中国伦理道德发展面临一个新的历史机遇和时代课题，即进行伦理精神的自觉建构。为此，现代中国伦理道德发展亟须推进一种战略转换，实施以“建构”为核心的文化战略。 一、基于“发展”的“建构”战略 作为一种文化战略，“建构”期待一种理论和实践上的正本清源：伦理道德的“文化天命”到底是什么？“养育”还是“治病”？“建构”还是“治理”？ 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和文化激荡的时代交织，产生大量伦理道德问题，如诚信危机、干部道德、社会公德、网络伦理等，公民道德和精神文明建设相当程度上直面这些问题的解决，这种状况很容易产生一种文化暗示，似乎伦理道德的任务就是“治病”，因为存在不道德现象，所以才需要道德，所谓“缺德补德”。这种简单“问题意识”驱动下的“治病”模式在集体潜意识中似乎中国社会真的已经失序和失范，处于伦理道德的文化危机之中，而且在误读和误解伦理道德的文化本性的同时，也使各种伦理道德问题难以得到彻底破解，伦理学研究和道德建设工作者俨然就是一个精神科医生或所谓“卫道士”。然而一个显然的事实是：治病只能使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不致变得更坏，但并不能变得更好，治病模式一开始就是一种误读。 第二种理解就是“应用伦理”驱动下的所谓“治理”。在文明对话和学科交叉中，伦理学出现了许多概念移植，如西方哲学的“理性”、市场经济的“资本”等，然而由于人文科学的特殊规律，在概念移植中很容易出现价值异化和意义流失，诱惑和误导伦理道德放弃甚至丧失自己的文化本真和文化天命，“治理”概念就是其中之一。“治理”本是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概念，所谓“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由此衍生出“道德治理”的话语。从理论上考察，“道德治理”无论是“对道德问题的治理”还是“运用道德进行治理”都难以真正成立，它在实践中很容易将伦理道德工具化，从价值理性沦为工具理性。伦理学和伦理道德无疑是一种实践意义，但无论理论伦理学还是应用伦理学，一旦流于就事论事的问题解决，只能导致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碎片化，出现“单向度的人”，最后因“无意义”而出现精神世界的危机。 第三种理解也是最难辩证的就是所谓“建设”的理念。无疑，伦理道德需要建设，但仅仅以“建设”的理念看待伦理道德是不够的。第一，“建设”期待并预设总是正确的“建设者”，这就是传统伦理中的所谓“先知先觉”；“建设”也总是针对不断出现的新问题而不断推进，潜隐的也是“问题意识”下的“治病”理念。处于大变革的时代，生活世界不断变化，伦理道德从现实内容到价值标准也处于不断变迁之中，譬如信息伦理、独生子女时代的家庭伦理等，人们对新的伦理道德现象，新的伦理关系和道德生活也总是不断探索、适应和接受，在此过程中，全社会遵循的是一种“共成长”模式。因而应当以“发展”看待道德，建立“道德发展”的理念。第二，伦理道德和经济社会的关系，不只是所谓“适应”，如果一定要说“适应”，那也只是辩证互动的“生态相适应”。不仅伦理道德随着经济社会的变化而变化，而且伦理道德也要以自己的文化理想和文化坚守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价值导向和文化评判，否则便无异于放弃自己的文化本务，因文化渎职而使整个社会文明陷于不合理，所谓“一手硬，一手软”，哲学根源便在于此。在这个意义上，也必须“以道德看待发展”。“以发展看待道德”与“以道德看待发展”才是“道德发展”的健全内涵，其要义是赋予道德以发展的活力，也赋予生活世界以道德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但“道德发展”绝不是对发展的机械响应，而是一种高远的文化设计和文化追求。伦理道德的根本任务是人的素质和文明程度的提升，而不是就事论事地解决问题，因而必须进行关于伦理道德发展的高远谋划，这就是“道德发展”的真义。“建设”是必要的，但仅有“建设”是不够的，必须以“发展”理念谋划伦理道德的文化战略。 文化战略必须回答一个具有形上意义的问题：伦理道德的文化本性和文明本务是什么？在中国话语和中国理论中，“伦理”的文化本性是“居伦由理”，从“伦”的实体出发，遵循“理”的规律，使个别性的人回归“伦”的公共本质和精神家园，从而建构社会生活秩序，天伦与人伦合一，使人们“在一起”成为可能。“道德”的文化本性是“尊道贵德”，以“德”的努力“得道”，使人成为“道成肉身”的万物之灵，即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在精神上将人提升到“与宇宙同一”的高度，所谓人道与天道合一，建构人的生命秩序，追求“应当如何”的生活世界。总之，伦理道德的文化本性是超越，超越自然的存在，成为伦理的存在、道德的存在，最后成为自由的存在。或者说，超越个别性存在，达到普遍和永恒。由此，伦理道德便肩负特殊的文明本务或文化天命。在人类文明的生态系统中，伦理道德虽然随着经济社会的变化不断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善恶的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都会变得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社会存在对其具有最终的决定作用。然而伦理道德绝不只是物质生活条件的自然分泌物，否则它就只是一个反刍了的自然存在，在精神上随波逐流甚至同流合污。伦理道德的文明本务就是与社会存在辩证互动，赋予现实生活以价值意义，将其从“现存”提升为“合理”，最后成为“现实”。因而理想主义是伦理道德的元色，其文化天命是以文化理想和意义守望对现实世界进行批判性超越。在这个意义上，伦理道德与生活世界之间总是存在某种文化上的“紧张”，因为它坚守黑格尔所说的那种信念，只有道德具有本质性，而自然全无本质性，只是在“紧张”中存在“乐观”，最后达到与世俗世界的相互承认。如果伦理道德对现实无条件地承认，只是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那便是放弃自己的文化天命而在文明体系中渎职。为此，文化战略必须确立伦理道德与生活世界之间辩证互动的哲学理念，互动力就是它的文化力量所在，这也是道德发展的真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