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父母聚会，“声讨”孩子叛逆是一个重要议题；孩子们聚首，吐槽父母唠叨、专制、不可理喻是常规节目。小到七八岁的小学生，大到已经为人父母的成年人，孩子与父母的矛盾覆盖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亲子冲突在家庭中屡见不鲜，甚至升级为触目惊心的“亲子战争”。 北京市曾抽样调查了3000多名中学生的心理状况，其中“对待父母的态度”一项的结果显示，56.28%的孩子都投给了“极度反感或痛恨父母”，只有4.75%的孩子表示喜欢自己的父母。这样强烈的反差，令人惊讶的同时发人深省：是什么把紧紧相连的血缘变成了负担？是什么把亲子深情变成了“一厢情愿”？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如今，社会和时代急遽变化，家庭与其个体成员的需求亦随之改变。如何看待亲子矛盾现象背后的深层生发机理？就此，《教育家》杂志记者采访了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胡湛。基于多年从事人口和公共政策领域的跨学科研究经验，胡湛教授从宏观研究层面对中国家庭变迁和社会政策做出了思考，为观照当代亲子关系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关键词：孩子的价值 《教育家》：为何当前的亲子矛盾越来越不容忽视，个别事件甚至达到了“亲子对立”的程度？今天家庭面对的环境更加多元，给亲子关系带来哪些影响和挑战？ 胡湛：的确，亲子间对立的“凸显”正成为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尤其在生育政策调整的背景下来看，更增加了这个现象的复杂性。从宏观层面讲，我们首先要审视“亲子对立”作为一个家庭变迁议题是否成立，也就是要怎样定义这件事情。西方学界有一个词叫代际冲突（Intergenerational Conflict），它的使用有限定领域或场景：例如美国“垮掉的一代”，以反叛上一代的形象出现，还演化出阶层冲突；又如欧洲养老金政治引发的代际问题，即人口老龄化加剧和经济增长放缓背景下的养老金压力传导给年轻的劳动力，再叠加其他社会问题，代际冲突显现。西方的家庭和社会现代化进程比我们起步要早，其代际冲突涌现为宏观现象时，很大程度上来自制度结构问题——并非老年人和年轻人的直接摩擦，而是制度导致彼此的利益此消彼长。以此来审视我们的亲子冲突，显然与他们的机制和层级都不同，只能说它呈现为一种现象，要重视它，但不要夸大其严重性。特别在自媒体时代，网络传播有其固有逻辑，在新的传播环境下酝酿出的社会话题，容易以非典型性替换典型性，需要研究者非常谨慎。 当抛开上述因素后，再来思考亲子间到底有没有问题，我认为肯定还是有的，其中一部分是发展环境变化所造成的。这里必须谈到计划生育政策，所谓的一孩政策从1980年开始实施，前十几年相对严格，后来逐渐有宽松迹象，再后来就是单独、二胎、三胎政策出现。计划生育推进和加剧了家庭变迁，直接影响两代人，并映像到整体人口和家庭结构，尤其改变了孩子的价值（Value of Children）。 具体来说，30多年的生育政策实施其实建制化地改变了我们的社会：生育政策不是孤立的，我们的教育政策、住房政策、福利政策等社会制度，社会观念和社会价值，甚至包括商业及行业形态（如早教），都为了适应家庭少子化或子女独生化而改变，整个社会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对家庭内部而言，两个重要的机制也被改变。一是责任和权益的分散机制，父母承担养育责任，并获得养育带来的收益。“养儿防老”的观念在全世界普遍存在，西方有大量关于孩子养育教育的投入收益研究，只是它在我们的传统中被伦理化了。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后，基于多孩的家庭权责分散机制不存在了，以前父母可以将养育教育资源有针对性地规划和投入给不同的孩子，但独生子女家庭没有选择。二是风险分散的概率调节失效。教育是一件风险很大的事情，以前孩子多的时候可以分担风险，不强求所有孩子“成功”，但独生子女父母却难以接受孩子的“失败”，特别是用世俗的“成功”来定义教育成果的行为很普遍，这种所谓成功的门槛就越来越高。 家庭对于孩子的价值观被重构了。以“不要输在起跑线”为例，这样的语言经过商业化包装后，“再穷不能穷教育”成了新的个体消费观，养育孩子成了高投入的事业，所产生的亲子关系一定是比较刚性的——父母对孩子有外显或潜在的高要求，也对此支付了高成本，尤其平均来讲，80后一代的父母较再往后独生子女的父母并不是资产很好的一代人，孩子对此都是有感知的。我们曾面向80后做调查，他们表示“我是父母唯一的孩子，要对父母负责，所以我要努力要成功，否则对不起父母”。你会发现，这样的亲子关系中有一种天然的张力存在。 关键词：系统化和结构化知识的获取变难 《教育家》：从家庭结构来看，中国核心家庭的数量在上升，但很多家庭功能的实现还需要依靠祖辈和亲人的协助。有人说，中国家庭的变革，并没有严格遵循西方工业化导致的核心化模式。为何我国家庭的变革会呈现这种面貌？ 胡湛：实际上，今天讲的家庭结构很大意义上是指居住结构。中国人口流动频繁，区域间人口流动不断增多，即便同一城市内两代家庭也可能住在不同的房子里，调查家庭关系比较困难，因此用居住结构来替代性地表示家庭结构，或者叫家庭户结构。很多人认为从结构来看，中国家庭的功能磨损了，比如空巢家庭增多，所以养老功能肯定磨损了，其实这一判断未必准确。我们的空巢压力主要在农村，而城市中虽有需要特别关注的空巢老人群体，但不少情况是子女和父母居住不远，有些年轻人下班先去父母家吃饭再回自己家，而子女买房、接送第三代上下学依然要依靠父母，互动频繁。因而不能说孩子数量减少，家庭功能就必然磨损或者关系质量必然降低。但家庭关系网络确实收缩了，传统家庭亲属之间的互动更多元，亲子网络只是家庭中的一部分。即便只看亲子关系，在多子女家庭中，父母与不同子女的关系特点不同，比如这个孩子跟父母谈心多、那个孩子帮父母做家务多，父母和一个孩子有了小摩擦，可以跟另一个孩子走近一些。现在的独生子女家庭中，亲子网络的弹性减弱。父母将所有的需求、期望都放在单一的亲子链条上，这个链条的压力变得很大，而且是相互的，自然有脆弱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