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和鸦片贸易的关系是学界长期关注的课题，也是富有争议的话题之一。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学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大致经历了文化侵略范式、中西交流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演变。①对传教士鸦片贸易观的既有研究，通常将传教士与一般来华洋商相比较，即便在讨论医疗传教士对鸦片病人的治疗时，也只聚焦于医疗的生理层面，往往将其等同于普通医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他们作为虔诚宗教徒的身份，以及传教士医疗的心理层面。②毋庸置疑，宗教因素对传教士的来华动因至关重要，对来华传教士治疗鸦片病人的方式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章开沅指出：“对一个历史记忆的指责、纠正与争辩，不如去理解这个历史记忆的产生背景；这种理解，必有助于解决历史争端背后的认同争端……而解释者的社会环境、历史景况、文化背景、传统观念以及物质条件等，它们隐而不彰地影响并限制着人的理解。”③传教士对鸦片有怎样的认知？他们如何看待及治疗鸦片病人？澄清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理解传教士的宗教观与世界观，亦有助于我们理解这段历史与价值评判。 一 “甚于砒霜十倍”：传教士对鸦片之生理认知 鸦片传入中国的历史悠久，亦曾被当作药物使用。自唐代起，罂粟就被当作观赏性植物种植。鸦片在宋朝作为药物被带入中国，但直到明朝才开始把鸦片混入烟草吸食。1628年，崇祯皇帝颁布了一项禁止使用烟草的法令，但因为发现罂粟对治疗鼠疫有帮助，这一禁令后来被解除。④17世纪，葡萄牙和荷兰的商人把鸦片带到中国沿海，他们每年带来的鸦片数量不超过200箱，主要用于医疗用途。⑤鸦片被当作灵丹妙药，主要用于治疗疟疾和结核病，而这两种疾病曾在中国非常猖獗。鸦片可以缓解或掩盖某些病症，但不会真正治愈病根。当鸦片混合烟草被大量吸食时，这种成瘾性药物已经超出药品的范畴，成为毒品。晚清社会有一句俗语说：“如果你生病了，医生给你开了鸦片的药方，不仅你的原发病没有治好，你还染上了鸦片瘾。”⑥ 值得留意的是，19世纪，鸦片在西方也曾被作为药物使用，但主要作为麻醉剂用于手术，如在克里米亚战争、美国内战和普法战争中鸦片曾被广泛用于截肢者，一些西方家庭把鸦片作为私人药物而存储于家中。⑦ 传教士对鸦片的认知，首先得益于传教士来华后有机会目睹鸦片在中国造成的伤害，以便在客观上认识到鸦片贸易的罪恶性。随着认识的加深，早期来华传教士如马礼逊、郭士立、麦都思等纷纷对鸦片的毒害性与鸦片贸易的不道德性做出评判。 首位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807年来华)抵华后，在日记中写道：“鸦片走私……这种非法买卖，对于英国国旗，或基督教国家的国格，都是极端可耻的行径。我考虑愈多，愈相信向中国走私鸦片是与基督福音里的道德观完全违背的……走私鸦片是完全错误的……我岂能一手拿着生命之粮，另一只手拿着鸦片同时给中国人呢？”⑧ 德国传教士郭士立⑨(Karl Friedlich Gutzlaff，1827年来华)在其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里，将鸦片和酒精作对比，并建议中国人模仿西方人士设立戒酒会而设立戒烟会。他指出鸦片的危害，“鸦片流弊日甚，民穷才匮。无度生之法，会匪串同作弊矣。无恶不作无弊不行，莫非严哉”，应该“作速结戒鸦片焉，尽绝恶弊矣”。⑩在他的报刊中，时常关注中国的鸦片新闻，甚至为中国人出主意，禁止吸鸦片者为官，建议民众与吸鸦片者绝交：“立志绝鸦片，莫若定例云：汝食鸦片不可进考，不可为士，不可为官。良民咸宜与食鸦片之徒绝交，避之如瘟疫，逃之如贼盗。事情如此，谁肯食鸦片哉。倘行此，不禁用而旬止矣。”(11) 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835年来华)指出鸦片的危害：“每个吸食鸦片的人从开始吸食鸦片的时候起，他的生命缩短十年；他的体力很快下降一半；收入减少三分之一，而鸦片的支出在增加。他只能试图通过欺骗来获得鸦片，因此他的道德意识变得迟钝，他的良心变得坚硬，不仅自己陷入了毁灭的漩涡，也把他的亲人都拖了下去……我们可以大胆地断言，每年都有无数人死于这种有害的毒品。没有一个有感情的人想到鸦片贸易造成如此可怕的痛苦和死亡数量，不会不本能地感到战栗。”(12)他一面愤怒地谴责鸦片投机者为了利润而昧着良心仍向中国市场推销鸦片，同时悲观地预计随着消费数量的扩大，中国的人口会越来越少。(13)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个别传教士曾用鸦片作为处方。首位来华新教医疗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1834年来华)就用鸦片作为麻醉剂来治疗一位女病人，以弥补当时医疗之不足。(14)但随着在中国工作的外国医疗传教士数量的增加，许多人目睹了鸦片对使用者造成的伤害，很快就放弃了开鸦片处方。(15) 在鸦片战争前后，越来越多的传教士来华，包括一批知名的医疗传教士在内，如上海仁济医院创办者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1838年来华)、广州惠爱医院创办者合信(Benjamin Hobson，1839年来华)、宁波浸礼医局创办者玛高温(Daniel Jerome Macgowan，1843年来华)、广州博济医院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1854年来华)、汉口仁济医院创办者杨格非(Griffith John，1855年来华)、北京双旗杆医院创办者德贞(John Hepburn Dudgeon，1860年来华)等。作为具有专业知识的医生，医疗传教士对于鸦片对人身心危害性的认识远过于一般传教士，对于揭示鸦片的危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