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575(2022)05-0051-07 DOI：10.15970/j.cnki.1005-8575.2022.05.001 一、问题的提出 在“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理论与实践中，基督教中国化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从国内的情形来说，按照2018年发布的《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中国广义的基督徒人数约有4400万，其中基督教信徒3800多万，天主教徒约600万。从全球基督教的情形来说，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历史，基督教已遍及世界各地，在欧洲、美洲和亚非拉等地都有广泛的分布，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宗教形态。引导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处境内进行深度的中国化，对于构建我国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乃至于在世界范围内建设“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都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对于基督教中国化的基本框架、理论及实践的必要性、历史道路与经验、各实践主体之间的角色等，政界、学界和教界都已展开充分的讨论。卓新平从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定位、社会适应和文化表达等三个层面对基督教中国化做出思考[1]329-337。张志刚则从中韩基督教史的比较、中国当代宗教生态以及国际宗教学界有关国际宗教对话潮流的角度，指出基督教中国化是基督教真正融入中国文化、中华民族与中国社会的必由之路[2]。唐晓峰指出，基督教中国化的主体应包含中国基督徒及其团体、宗教学界以及宗教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其中实施主体的核心部分是基督徒及其团体。他还认为，基督教中国化应坚持问题导向，挖掘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经验，并与亚非拉基督教的本土化历程进行横向比较[3]。作为基督教中国化的实施主体，中国教会界的代表们也从经典翻译、教规教制、教会论、社会服务等角度，分析了基督教中国化的必要性以及当代实践经验等①。 可以说，基督教中国化的必要和意义已经成为政界、学界与教界的共识，那么，在共识确定之后，基督教中国化的方法论探讨就是最重要问题。什么是方法论？方法论就是应对一件事情的理论化的方法，是由实践智慧所指导的方向性路径选择。简而言之，在中国社会文化处境中，基督教中国化应该怎么看？怎么办？②事实上，方法论不仅是一个实践的操作路径，方法论的选择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厘清问题域的过程，它也会反过来影响人们对于事物的基本理论判断。故此，本文将从三个方面进一步分解基督教中国化的方法论取向问题：从文明史的发展来看，基督教中国化在方法论上如何借鉴世界基督教的一般性发展规律？就基督教作为一种主要围绕着文本而建立的文明体而言，以文本—生活实践为中心的生存论诠释学可以为基督教中国化在方法论上提供什么样的启发？在中国文化的处境中，不同宗教间的对话模式可以为基督教中国化提供怎样的方法论遵循？ 因此，本文将从基督教的历史发展、文本生活、宗教对话等角度，讨论基督教中国化方法论的三个面向，即基于历史道路的文明生成论、基于文本—生活实践的生存论诠释学、基于宗教间对话的互鉴通和论。当然，这三者之间的区分只具有类型学的意义，在基督教中国化的理论探索与具体实践中，不应使它们相互排斥，而更应将它们综合在一起加以运用，以促进基督教在中国社会文化处境中的健康和谐发展。 二、基于历史道路的文明生成论 按照基督教的核心信仰，上帝之道降生为具体时空中的人，由此，信仰必须在人的现实历史中发展。它的发源地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巴勒斯坦地区。按时人的惯例，耶稣按其出生地被称为“拿撒勒人”，也就是属于巴勒斯坦北部的加利利地区，但他最后的传教活动是在南部的耶路撒冷，直至被耶路撒冷掌权的犹太祭司和罗马总督钉死在十字架上。相传，他复活之后与门徒们聚会，又回到了北部的加利利地区。他活动的这一片区域，正是亚洲、非洲与欧洲的交汇处。所以，早期基督教的最初历史道路就是，在巴勒斯坦地区受到打压后，随即进入广阔的亚洲、非洲与欧洲发展，并呈现出与不同地方性文化相结合的显著特征。 早期基督教的古老文献《使徒行传》记载了耶稣的门徒沿着三条道路的传教历程：经过迦萨的道路前入非洲的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经过大马士革的道路前往东部的两河流域和广大的亚洲、经过以马忤斯前往海岸港口航行至小亚细亚和欧洲。这表明，基督教在其创教之初，就是在亚洲、非洲、欧洲的既有语言文化体系中不断适应、调整而发展的。 在其历史最初五百年时间里，亚非欧的基督教基本保持着一个平行发展的态势。北非、西亚和南欧形成了各自的神学传统和教会体制，又通过作为它们共同内海的地中海进行交往、交流和融合。亚历山大里亚、安提阿和罗马作为并驾齐驱的神学和教制中心，分别代表着非洲、亚洲和欧洲的基督教传统。事实上，基督教在亚洲和非洲的发展产生了比在欧洲更为显著的效果，出现成熟的亚洲与非洲基督教文明。根据教会传说，两河流域上游的亚述民族在公元2世纪初就广泛地接受了基督教信仰。③有史料记载的，公元301年，位于罗马与波斯之间的亚美尼亚国王迪里达底三世(Tiridates Ⅲ，约250-330年)接纳基督教为亚美尼亚国教，这早于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于313年颁布米兰诏书使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成为合法的时间，更大大地早于公元4世纪末期基督教被接纳为罗马帝国国教的时间。在基督教思想的这一定型时期，亚洲和非洲也贡献了一批神学的巨人，如西普里安、加帕多西亚三杰、奥古斯丁等。随着阿拉伯—伊斯兰帝国于公元7世纪在中东及北非地区的崛起，基督教在北非与西亚的影响力才日渐式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