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594(2022)04-0120-08 劳动确证人的类本质，其展现的属人性即劳动幸福的属性。劳动属人性的提升即劳动幸福程度的提升。这种提升的动力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劳动自身所包含的二重性的矛盾运动。所有的劳动都包含这样的矛盾运动，所以劳动幸福不断得到提升才成为可能[1]。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劳动二重性称为“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2]101，学界一直以来都将劳动二重性从政治经济学层面进行解读，也就是将劳动二重性理解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这无疑为科学地解释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规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是马克思劳动二重性思想在政治经济学上的“过度”阐释，也不可避免地遮蔽了其哲学内涵，导致学界在哲学层面对于劳动二重性的阐释不够。当然，学界目前已经有部分学者对于这个问题有所关注，也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第一，从伦理和道德的角度将劳动二重性概括为劳动的有用性和劳动的有害性。该学者认为，商品的使用价值包含有用劳动，劳动的有用性对应的就是使用价值，表现为正价值；而价值耗费了人类的劳动，劳动的有害性对应的是商品的价值，表现为负价值[3]。第二，将劳动二重性概括为积极劳动和消极劳动，认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是通过“肯定劳动的对象化”来“批判劳动的异化”，即“论证积极劳动，批判消极劳动”[4]。第三，从生存论视域将劳动二重性阐发为财产和生命生产二重性，赋予其生命政治意蕴[5]。这些研究和成果一方面从哲学层面丰富了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思想；另一方面，也暴露一些片面性和误读，比如，我们不能简单地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审视劳动二重性，这不仅缺少文本溯源，也会削弱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批判本质；我们也不能把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一分为二，任何劳动都应该具有积极和消极两种性质。因此，对于马克思劳动二重性思想在哲学层面的阐发，仍然要立足马克思的思想文本，找出基本的理论依据，丰富马克思的劳动思想，科学阐释出符合社会发展状况的劳动二重性思想，揭示出理论所具有的时代研究意义。 一、劳动积极性与劳动消极性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出场路径 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二重性指的是从人类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来分析劳动中所包含的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这种解读无疑是符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本意的，但是这种二重性的划分只是从客观的“物”的层面对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规律所作的理解，没有涉及劳动的感性的属人的一面。这里涉及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即对于劳动概念的理解，我们已经撰写过一些文章进行分析[6]。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劳动指的是“感性的对象性活动”。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只能抽象地发展意识的能动方面，提示出对象性关系；费尔巴哈只知道感性客体，却不能真正理解人的活动，二者都具有理论缺陷。而马克思正是在对黑格尔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的取精华、去糟粕的过程中确立了“感性的对象性活动”这一思想和原则，并将其作为理解其劳动理论的哲学存在论基础。所以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思想也应当是基于劳动作为“感性的对象性活动”这一前提，而这一哲学规定必然不同于政治经济学的事实性描述，必然涉及劳动的主体——“人”的价值评判。因此，哲学上的劳动二重性，指的就是劳动活动对于人的存在方式、价值观念的作用和影响所具有的两面性，即劳动积极性和劳动消极性。 我们关于劳动积极性与消极性的思想当然不是凭空想象，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有专门论述。马克思指出：“他(黑格尔——引者注)把劳动看做人的本质，看做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7]98马克思在这里明确地指出，劳动有积极的方面(积极性)与消极的方面(消极性)。不仅如此，马克思也肯定黑格尔的思想，黑格尔看到了劳动的积极方面，也就是劳动确证人的本质的一面。黑格尔关于劳动积极性的表述与内容，马克思是予以赞同与承认的。其主要包括：第一，劳动确证了人的本质。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通过对主人—奴隶辩证关系的论述，突出地说明了劳动对于奴隶自我意识觉醒的积极作用。由于奴隶直接与物打交道，并且能够通过劳动来改造物，正是在这个陶冶事物的劳动中，奴隶的自我意识觉醒，并“开始意识到他本身是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8]。而由于缺乏劳动“陶冶”的过程，主人无法“意识到自己有持久的自为存在”，主人对于欲望的满足只是如同动物本能式地直接消灭“客体”。主人与奴隶之间的权力关系逆转，劳动确证了奴隶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第二，劳动满足个体和社会的双重需要。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的劳动不仅能够满足个人的需要，还应当进入社会需要的维度。黑格尔从需要与分工的角度来说明社会劳动的普遍性，个人的劳动只有放置于社会层面才是最为完满的。“每一个人劳动收获的内容或成果超出他自己的需要，他为多数人的需要而劳动。每个人因此满足了多数人的需要，而他自己的许多特殊需要的满足又是许多别人的劳动(成果)”[9]44。黑格尔承认个人劳动与社会劳动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这无疑是劳动的一个积极性。 马克思对于黑格尔在劳动积极性方面研究成果的赞扬也是有条件的，因为黑格尔的劳动只是一种“抽象的精神的劳动”，是“自我意识”的劳动，这一点也是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根本不同之处。黑格尔虽然认识到劳动确证人的本质的一面，但是他所强调的人的本质只是“自我意识”的本质。马克思认为人是感性的人，劳动是感性的对象性活动，因而人的本质的根据在于感性的对象性活动。而黑格尔认为，人除了动物性的存在，在本质上只是“自我意识”，所以劳动也就只是自我意识的活动，这种精神的抽象的劳动是无对象性和无感性的。马克思指出，不仅如此，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黑格尔在耶拿时期也关注到了机器生产与异化劳动，他不仅看到了人对机器的使用和征服，也看到了机器对人的反作用，批判了机器生产对于人所造成的消极性影响。“由于劳动的抽象化，他们(工人——引者注)会变成更加机械、更加呆板和缺乏灵活性”[9]45，但是黑格尔没有把这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提升到原则高度，他只是从现象层面和结果层面分析劳动消极性，认为“人的本质的全部异化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7]100，这是不深刻的，从而导致他最终在《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原理》中走向了保守，重新回到了对资本主义的辩护之中。而只有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也就是从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来分析和批判，从这一点来说，黑格尔没有看到劳动消极性及其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