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被忽视的网络主播非雇佣劳动 劳动作为一切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理解社会历史和预测未来发展的解码簿。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将视野聚焦劳动，以此来揭露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他笔下的“劳动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劳动作为资本逻辑下的增殖手段，是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环节的核心要素。如果说马克思所处时代对于劳动的考察是关注劳动的物质产品，那么，伴随资本的发展和劳动形式的演化，人们开始注意到劳动带来的是一种社会关系——它不单是在生产商品，而是在生产一种资本关系[1]。这是物质劳动与非物质劳动在理论上的第一次分野。此后，劳动场景的改变、范畴的拓展、职业的多元为理论新视野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诸如，生命政治劳动[2]、休闲劳动、知识劳动[3]、免费劳动等概念的提出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 劳动变迁使得人们的关注相应发生转向，劳动过程的弹性化与劳动机制的不稳定化塑造了一种网络情境下流动性的数字劳动。网络主播的数字劳动作为典型的生产信息和提供娱乐的非物质性劳动，在临时的、可替换的网络语境下，其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和缺乏制度性保障等问题愈加凸显。 网络直播的低门槛与智能技术的普及，令主播价值力迅速贬值并形成马太效应。签约主播通过买断合同与分成合同与平台形成雇佣关系，社会契约的纽带串联起网络主播与平台，并将权利让渡于平台，在“店大欺客”的局面下，主播多数时候处于无从抗争的境地。与签约主播相比，未签约的主播属于非正式用工，他们劳动控制的现象更加“合法化”且“隐蔽”。“网络主播”一词的意义在于其模糊性与概念泛化，其实从事网络直播并没有任何工具理性方面的优势，在多数人看来可能仅仅是其代表着一种社会地位，从事网络直播会给予采用者以拥有更高社会权力资本的错觉。这就给平台控制主播的非雇佣劳动成果打上了合法化色彩。加之，非雇佣关系的主播处于双标待遇的境地，无劳动者身份使得他们无法适用收益契约，平台使用者身份又迫使他们必须全面遵守管理契约，因此主播非雇佣劳动的弱势且尴尬的境地更加凸显。但另一方面，主播群体仍在持续扩大，他们认同自身劳动价值，承认自身劳动解放。究竟是何种机制制造了主播的主体性承认？即既承认自身劳动解放，又承认平台劳动控制。本研究尝试概括平台方劳动控制与主播劳动解放循环博弈的逻辑为何？从而为理解网络主播非雇佣劳动的控制与解放提供一种思考的向度。 二、文献综述：劳动控制与解放 在传统媒体时代，工作和劳动有着清晰的界限，工作时所采用的生产工具和媒介工具与休闲生活时使用的工具有着明确的分野。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导致“潮流”的方向发生了变化，由技术结构性力量创造了新的、整块的、无差别的可占有时间，改造了剩余价值学说本身以及整套建立在前数字经济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4]生产秩序、雇佣形式和劳动样态等都发生了变化，最显著的变化莫过于劳动时间开始被延长至劳动者的整个生命时间，劳动场所打破了时空限制。 纵观劳动控制的研究，多聚焦视频主播、网络写手、带货主播、外卖小哥等群体，通过分析数字劳动过程，挖掘问题背后的原因。如，带货主播在线上劳动过程中为“人设”所奴役，主播不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存在，而是一个生产剩余价值的工具，唯一的目的就是生产数据产品。[5]青少年移动游戏玩家处于移动游戏“科层制”中的底层，是游戏产业重度剥削的对象，他们的游戏行为隐含着数字经济深层性的技术控制与经济盘剥。[6]这些研究进行了较深的理论挖掘，但将劳动控制与剥削简单地画等号，劳动控制是否一定意味着剥削有待商榷，且他们的研究在剥削机制的呈现上具有统一化趋向。再如，从外卖小哥遭受的劳动控制来看，一方面，数字劳动模糊了时间界限，接餐订餐实现了无延时；另一方面，数字劳动中的物质性劳动还是需要人力来运输，也就是说数字劳动并未实现空间自由。尤其在精准算法规训之下，算法通过日益增强的精准性和标准化管理，将外卖员的劳动过程置于细致入微的监控之下，从言语表述、肢体行为到时间、空间、数量、级别等各个层面的数字操控，使得技术理性最终得以管理人的情感，[7]外卖小哥遭受的盘剥也就越严重。此外，技术革命引发的技术性失业危机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时代，人与机器实现了深度融合，从表面上看是智能机器生产，但实际上劳动者以隐性形式参与其中，借助智能机器以合作劳动方式完成着价值创造和增值。[8]数据和社交伦理的探讨上，由于数字劳动的过程同信息商品的生产过程融为一体，数据成为价值的来源；另一方面，人类生活和工作的各个方面都已经成为数据与社交生产的领地和资本剥削的对象，资本逻辑实现了对人类生活的全方位控制与支配。[9]有的学者的研究更为细化，直指数字劳动控制是对隐私权的窥探。[10] 关于劳动解放的看法，学界存在肯定与否定两种意见。持肯定观点的认为平台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和劳动者拥有解放自主权是同时并存的。[11]具体来看，劳动主体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具有强主体性特征，资方的管理与控制转移到工作者内部、工作者与消费者之间，资本更倾向于用数字信息等技术手段来实现最大化榨取剩余价值的目的。[12]持否定观点的认为劳动控制解构了劳动者的解放，导致了诸如权益受损严重、压缩劳动者的收入、减少劳动者的保护，[13]劳动强度增加、时间压力提升，[14]自我加压式的超时劳动[15]等问题，简言之，基于新技术的平台控制比传统劳动控制更具隐蔽性且更强烈，导致劳动主体的解放沦为一种假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