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验法”与战国秦汉文辞

作 者:

作者简介:
黄若舜,男,福建泉州人,南京大学文学院助理研究员(南京 210008)。

原文出处: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参验”是以道家循环史观为哲理基础,通过考察“物(事)变”之迹以判定事物发展趋势的方法。参验法深刻作用于战国秦汉时期的文辞,造就了一种就事论事、重视历史经验的文辞风格。参验必基于“虚静心术”,为准确考察物情事变,其潜在地要求参验者排除个人的主观杂质,故这类文辞多具冷峻的美学气质。至西汉中期之后经术兴起,遂发展出另一路以经术为根基的“述圣”之文,文辞传统中“历史”的重要性逐步让位于“经义”。尽管如此,参验法及其影响下的文辞特性仍以被统合的形式存在于后世文辞之中。


期刊代号:J2
分类名称: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2022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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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2)05-0085-11

      古人论及文辞,常有种“本源”或“权威”意识,动辄称道“众说之郛”“群言之祖”。这种见解固然重要,却也容易遮蔽对文辞传统的全面体认。不妨有此一问:若抽离这种意识,文辞又会有何种风貌?

      自晚周王纲不振,至西京经学兴起之前,战国秦汉间的很长一段时期,文辞之士既难述“王言”(顾炎武谓“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①),亦无“百家腾跃,终入环内”②的“经义”可宗。于是,当文辞无法祖述本源、称道权威,便倾向于诉诸“历史”之“经验”。战国秦汉时期,以黄老道术为哲理基础的“参验”之法曾深刻作用于文辞之中。凡重视“参验”者落实于对“历史”“物变”超然的观审之上,必考验“事实”而绝少诉诸“权威”。本文无意以“参验”往往周涵一长时段之文辞,唯意在从一个不太常见的视角,提示一种切近于“历史”“现实”与“经验”的文辞风格及其背后的黄老哲学基础;以此观照后世文辞之生成衍化,或当别具意义。③

      一、“参验法”的黄老渊源

      “参验”(亦可作“参稽”“稽验”等)为笔者尝试提出并深化原有理解的概念。“参验”一词本见于《管子》《韩非子》等文献,例如“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④,学界遂将其系于法家思想,指涉一种通过比验以考实的哲学方法。⑤但值得注意的是,《管子》《韩非子》均有深厚的黄老学术背景,如若不拘泥于成词拆分开来看,则不难发现“参”“验”“考”“稽”等有着“征实”特征的术语多有道家色彩。《经法·道法》云:“称以权衡,参以天当,天下有事,必有巧(考)验。”⑥《经法·论约》云:“参之于天地之恒道,乃定祸福死生存亡兴坏之所在。”⑦承袭并改造稷下黄老认识论的《荀子·解蔽》篇云:“疏观万物而知其情,参稽治乱而通其度。”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论及参验的文献还会时常提到“往事”“远事”,如《鬼谷子·决篇》云:“度之往事,验之来事,参之平素,可则决之。”⑨《荀子·大略》篇亦云:“度之以远事,验之以近物,参之以平心。”⑩大量文献表明“参”“验”等术语渊源于黄老思想。有鉴于此,本文正意在深化目前的认识,不将这一概念限于综核名实的名法学意涵,而阐拓其义,用来刻画黄老道术中通过比验古今“物变”之迹以判定事物发展趋势的哲学方法。

      围绕参验法的黄老渊源,有几个疑问亟待澄清。其一,为什么黄老学的相关文献会频繁提及“参”“验”一类带有强烈“征实”色彩的术语?这需要理解道家思想对于“常(恒)道”的独特体认。与三代时期难以捉摸、带有神意色彩的“天命”观不同,道家思想革命性地将恒常之“道”视为宇宙创生的根本动力。河上公注老子“象帝之先”句云:“道似(自)在天帝之前,此言道乃先天地之生也。”(11)这种看法置“自然性”的“天道”于“神性”的“天命”之上,标举一种具有客观规律性的“天常”。朱谦之曾引司马谈语概括老学:“盖‘道’者,变化之总名。与时迁移,应物变化,虽有变易,而有不易者在,此之谓‘常’。”(12)“常道”观念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去除了自然世界的神秘“滤镜”,“天命靡常”一变而为“天行有常”,宇宙的盈虚与人事的兴替开始变得有迹可循、可“参”可“验”。《经法·论约》云:

      始于文而卒于武,天地之道也;四时有度,天地之李(理)也;日月星晨(辰)有数,天地之纪也。三时成功,一时刑杀,天地之道也;四时而定,不爽不代(忒),常有法式,[天地之理也];一立一废,一生一杀,四时代正,冬(终)而复始,人事之理也。(13)

      根据黄老学派的理解,天道和人事不再神秘莫测,而是纪以度数,呈现终始相应的循环秩序。正是由于这种“哲学祛魅”与自然律则化的倾向,李约瑟遂认为中国经验主义传统的开启与道家存在密切关系(14),这一看法看似令人疑惑,其实自有其深刻性。

      其二,黄老学的相关文献为何时常提及“故事”,且格外注重比验古今事变?这就要进一步理解道家基于“常道”的“循环史观”。借用《荀子·赋篇》所言“千岁必反,古之常也”(15),道家的“天常”正是循环不已的。老子以“逝”“远”“反”来概括天道周巡,意即运行至极点便复返于初,是谓“反者道之动”(16)。《经法·四度》亦云:“极而反,盛而衰,天地之道也,人之李(理)也。”(17)《鹖冠子·环流》云:“物极必反,命曰环流。”(18)这种“永恒回归”(19)模式同时也显现于人类历史,塑造了永恒复返的“循环史观”。

      显然,“终则复始,极则复反”(20)的宇宙常则意味着“太阳底下无新事”,“当下”必然在一定程度上重复“过去”,历史经验对于烛见眼下的政治现实便显得意义重大。老子有云:“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王弼据此阐发老子“知常”思想云:“天不以此,则物不生;治不以此,则功不成。故古今通,终始同,执古可以御今,证今可以知古始。此所谓‘常’者也。”(21)据此,循环史观确立了一种“验古明今”的时间性结构,这成为学道者参验事物的核心基础。

      其三,受黄老道术影响,参验法具有哪些核心特征?首先,参验法以比验古今事变为基本方法,格外重视“历史”,突显事物变化的“过程性”。道家思想与三代史官传统渊源深厚,史官掌“记事”(22),他们遍观故“事”,便会记取其中的“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23),从中抽绎历史发展的规律。《七略·诸子略》中提出了“道家源出史官说”,刘咸炘在解说这一点时特意拈出“御变”二字:“太史迁所谓‘通古今之变’,即是史之要旨,吾名之曰察势观风。此观变之术,道家所擅长。道家因出史官,故得御变之术。”(24)这种概括切中要害。总体而言,道家思想承袭史官传统之处即在于深观“物变”、洞察“形势”、抽绎“常则”。故而从这种观念中提炼出的“参验法”自然对历史变化发展的过程有着独特的敏感。对黄老道术有深刻领会的贾谊(25)尤其重视参验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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