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赵晔《吴越春秋》记吴、越两国史事，多采传闻异说，近似后世历史演义，四库馆臣称其“自是汉、晋间稗官杂记之体”①。此书《勾践入臣外传第七》记勾践“尝粪辨疾”： 越王因拜请尝大王之溲，以决吉凶。即以手取其便与恶而尝之，因入曰：“下囚臣勾践，贺于大王。王之疾，至己巳日有瘳。至三月壬申，病愈。”吴王曰：“何以知之？”越王曰：“下臣尝事师闻粪者，顺谷味，逆时气者死，顺时气者生。今者，臣窃尝大王之粪，其恶味苦且楚酸。是味也，应春夏之气。臣以是知之。”吴王大悦，曰：“仁人也。”② 在这段文字中，勾践逻辑清晰地论证了粪味与吴王健康的关系。首先，健康人的粪味应顺应时气。根据《礼记·月令》等文献，酸味对应春季，苦味对应夏季③。其次，根据勾践亲尝，吴王的粪味苦且酸，与春夏之气相应。最后，得出结论是，吴王即将恢复健康。“尝粪”自然是这一场景的核心行动。但是，如果没有“粪味论”作为支撑，“尝粪”的意义便无法被吴王理解，其背后隐含的政治意图也就无从实现。 实际上，检索历代医典可知，传统医学中并不存在“尝粪辨疾”的理论和实践。勾践的论证之所以听起来“合理”，是因为“粪味顺应时气”的说法恰好符合当时人们所秉持的一种普遍观念，即事物与其所处的环境应具有一以贯之的秩序。既然春季对应酸味，那么春季的事物也须对应酸味。由此出发，勾践构拟出一套“理论”，为“尝粪”赋予意义。需要注意的是，真正打动吴王的并非这一“理论”的有效性，而是“尝粪”行为所体现出的“忠诚”。也就是说，“理论”的价值首先在于为勾践提供一个表演的机会；至于其有效与否，反倒不那么重要。 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存在这样一类知识书写：具备知识的外表，却不一定具备知识的实质；不是对客观世界规律的理性总结，而是服务于小说情节的文学建构；源自现实中的知识观念，却又进行了艺术化的演绎。这类“知识”并非真实的知识，而是小说家出于艺术需要所构拟出的“伪知识”，也即知识设定。本文聚焦于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伪知识”，辨析其含义、类别和构拟动机，描述其话语形态和文本呈现方式，并对其文学功能进行初步探讨。 一、知识与“伪知识” 刘勇强在《小说知识学：古代小说研究的一个维度》中说：“‘知识’是人类认识自然和社会的成果，不仅包括庞大的知识体系，也包括悠久的知识传统，它通过各种方式记录与传播……由于中国古代小说的传统、类型及作者的知识修养与艺术追求等原因，知识更被有意识地利用，成为小说艺术世界的构成要素。”④显然，这里讨论的“知识”，指的是小说家所处的现实世界的知识：小说家成长于这一知识环境，并有意识地将其应用于艺术世界的建构。而本文所讨论的“伪知识”，指的是小说人物所处的艺术世界的知识：小说家出于情节展开的需要，为艺术世界制定基本的运行规则，为人物的行动确立可能性和不可能性。 知识与“伪知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第一，在小说中，人物行动的依据是“伪知识”，而非知识。因此，人物可以上天入地、穿越古今，违背物理规则和历史常识。承认“伪知识”在作品内的独立性和有效性，是小说写作和阅读的前提。第二，“伪知识”不可能凭空结撰，而是小说家立足其所处现实世界的知识体系、知识传统和知识观念，结合艺术想象，从而构拟出来的知识设定。即使是最极致的非现实小说，其知识设定也不可能与现实绝缘——因为作者和读者都不可能超越他们身处的现实。第三，在某些小说中，知识设定与知识非常趋近，但不能因此否定“伪知识”的存在。所谓“伪知识”，不是“虚假的知识”，而是“人为的知识”，是从创作角度对艺术世界中的知识体系的命名，与现实世界的知识并非对立关系——可能疏远，可能趋近，有时甚至可能重合。 在小说中，最基础的一类“伪知识”，是对自然秩序的设定。其中，又以时空秩序为基础之基础。此类描述一般出现在小说开头。关于时空秩序的设定提供了理解故事基本框架，也可以促使读者尽快拉开与现实世界的心理距离，从而迅速进入故事情境。《西游记》第一回即以对时空秩序的描述开篇。《西游记》的时间秩序来源于邵雍的“元会运世”说：“盖闻天地之数，有十二万九千六百岁为一元。将一元分为十二会，乃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之十二支也。每会该一万八百岁。”⑤小说家没有从子会写起，而是从上一元的戌会写起，描述了天地从毁灭到混沌、从混沌再到重新开辟的过程。这种处理方式将人的生命置入天地轮回的宏大背景，凸显生死问题的终极性，也为石猴的寻觅长生之旅埋下伏笔。篇首诗说：“欲知造化会元功，须看《西游释厄传》。”⑥反过来，如果要更好地理解全书的主题，也须正确解读小说家对“造化会元功”的描写。 《西游记》的空间秩序源自一种观念上的拼贴：“感盘古开辟，三皇治世，五帝定伦，世界之间，遂分为四大部洲：曰东胜神洲，曰西牛贺洲，曰南赡部洲，曰北俱芦洲。”⑦与盘古和三皇五帝相应的是中国传统的空间观念，即“天下”——以“中央帝国”为核心的华夷秩序。而佛教的四大部洲观念，却消解了“中央帝国”在空间秩序中的核心地位。小说家将这两种互相矛盾的观念拼贴到一起，形成一种奇特的空间设定：虽然中国不是四大部洲的中心，但是在世界的各个地方都能看到“三皇治世，五帝定伦”的影响。 设定时空秩序，不一定要借助对时空的正面描写。《红楼梦》第一回有意消解故事发生的具体时空，这同样是一种知识设定。所谓“大荒山无稽崖”，看似是具体地名，然而通过“大荒”“无稽”的命名消除了确定性。如甲戌本《凡例》所说：“书中凡写长安，在文人笔墨之间，则从古之称，凡愚夫妇儿女子家常口角，则曰‘中京’，是不欲着迹于方向也。”⑧面对空空道人“无朝代年纪可考”的质疑，石头回答：“但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⑨这种非确定性的时空设定，从消极角度说，是为了规避文祸；从积极角度说，则近似于戏剧表演中的“间离效果”：将读者习惯的时空秩序剥离，凸显故事本身的创作性，使读者以一种惊奇的眼光来审视小说家的艺术构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