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一、引言 近年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根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2020年中国10～19岁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重度抑郁检出率为7.4％。有研究指出，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为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同伴关系(侯金芹、陈祉妍，2021)。青少年日常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在学校度过，与学校和班级同学的相处时间长、互动频率高，以同学为主的同伴群体发挥了父母、兄弟姐妹、教师等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同伴关系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Crosnoe，2000)。 良好的同伴关系体现了青少年在群体中建立积极人际关系、适应复杂社会情境的能力，是社会资本的雏形和“原始积累”，直接影响青少年外显的社会价值和身份认同(Giordano，2003)，并为他们顺利度过青春期提供重要的情感支持(Crosnoe and Johnson，2011)。相反，排斥、欺凌等不良的同伴关系会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包括增加抑郁风险、阻碍认知能力提高等，且这些负面效应可能一直持续到成年(Bagwell，et al.，1998；Rubin，et al.，2009)。此外，与同伴群体的互动过程很可能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作用于青少年未来发展的重要路径，因此理清同伴关系的形成过程以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教育不平等和代际流动具有重要意义(Bukowski，et al.，2020)。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影响青少年的同伴关系这一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但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基于西方社会背景的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显著影响青少年的同伴关系，家庭经济状况越好的青少年在同伴群体中得到的关注度越高(Adler and Adler，1998)。来自中国的部分经验研究支持了上述结论(程刚等，2018)，但也有研究发现家庭背景对青少年同伴关系的影响非常微弱，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并没有对青少年的朋友数量产生显著的不利影响(杨钋、朱琼，2013；程诚等，2022；Li，et al.，2020)。然而，由于缺乏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数据以及研究中存在概念混用、变量测量不一致等问题，上述结论在我国中小学校园中是否具有普遍性仍有待进一步验证。加之中西方在基础教育理念、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如何与基于西方社会背景发展起来的青少年同伴关系理论展开经验对话，也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本研究将从社会分层的角度出发，首先探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否影响我国青少年的同伴关系；如果存在影响，再进一步探讨其在个体层次上的路径机制(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如何通过学生个体层面的特性作用于同伴关系)，以及这一影响机制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中是否存在差异。 二、同伴关系及其影响因素 (一)同伴关系：关注度、接纳度与中心度 青少年同伴关系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主题，涉及心理学、社会学、社会网络分析等多种研究范式，存在着关注度(popularity)①、接纳度(acceptance)、中心度(centrality)等一系列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Sullivan，1953；Bukowski and Hoza，1989；Hartup，1996)。 从操作层面来看，这些概念通常都用同伴提名(nomination)的方法采集数据。关注度通常用“关注度提名法”来测量，即要求学生写出自己认为的班级中最受关注(most popular)的学生的名字，根据被提名的次数计算每个学生的关注度(Cillessen，et al.，2011)。接纳度通常使用“接纳-拒绝提名法”来测量，即要求学生写出自己在班级中最喜欢(like most)和最不喜欢(like least)的学生名字，通过这两个提名计算出同伴地位的四个维度：接纳度(被提名最喜欢的次数)、排斥度(被提名最不喜欢的次数)、喜爱度(最喜欢减去最不喜欢的次数)、影响度(最喜欢加最不喜欢的次数)，这四个维度也被称为“传统社会测量地位类别”(traditional sociometric categories)(Coie，et al.，1982)。中心度主要用于社会网络研究，通常用“朋友提名法”进行测量，即要求每个学生写出自己在班级中的好朋友的名字，将学生在班级中写出的朋友数量和被别人选为朋友的次数分别作为“出度数”(out-degree)和“入度数”(in-degree)来测量度数中心度(degree centrality)，或经过进一步处理计算波纳西茨中心度(Bonacich centrality)以及其他中心度指标(Bonacich，1987)。 同伴提名法基于同伴群体成员对个人的评价来计算个人指标的取值，具有较好的客观性和稳健性，但需要整个群体(在青少年研究中通常为班级)的成员全部参与，要求整群抽样，相对不易采集，因而部分研究使用被访者自报的朋友数量作为替代(例如杨钋、朱琼，2013；肖心月，2015)。然而有研究发现，被访者自报朋友数量与同伴提名法所得的朋友数量之间的相关性很低，说明自报朋友数量作为替代测量方式的效度可能并不理想(Tucker，et al.，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