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亚文化对学术研究领域而言是西方的“舶来品”，19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开启，国内青年群体从政治青年向文化青年转变，使青年亚文化研究开始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焦点。纵观国内青年亚文化领域的发展变化，不管是从文本之内的内容、形式，还是从文本之外的生产机制、传播模式、消费方式等都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的面向。因此，笔者在本文中重点关注青年亚文化在不同的媒介时代下，其具体表现形式和所负载的文化意涵是如何变迁的，以及在新媒介飞速发展的今天，网络青年亚文化又具有哪些新特征，结合这些特征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引导青年亚文化朝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进而实现有效的公共对话和社会整合。 一、青年亚文化的历史缘起和本土语境 亚文化(subculture)，从其语词构成“sub-culture”来看，就是一个以对“他者”的否定而完成反身定义“自我”的文化，具体来说，亚文化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凭借批判和反对主流文化而形成的具有自我风格和集体认同的附属性、边缘性、次要性文化。正如约翰·费斯克所说：“亚文化的前缀sub所示，亚文化是更广泛的文化内种种富有意味而别具一格的协商。他们同身处社会与历史大结构中的某些社会群体所遭际的特殊地位、暧昧状态与具体矛盾相对应。”① “青年亚文化”这一概念源于芝加哥学派对青年越轨群体的研究，其面对的社会语境是在20世纪初，美式资本主义和欧洲工业化相结合发展出了一条现代化的新路径，在这条发展道路中，欧洲工业化社会所强调的共同体与美国的移民社区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文化冲突，而这个冲突在芝加哥地区显得尤为典型和突出，于是青年亚文化就成了一种与主文化群体之间进行对抗和调控的文化形态。到了1960年代，伯明翰学派取代了芝加哥学派成为青年亚文化研究的主导力量，并将研究群体从芝加哥学派聚焦的“越轨群体”转变为工人阶级青年群体，并对青年群体面对资产阶级主流文化霸权时的抵抗行为进行深度挖掘。随着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和后现代主义研究的到来，青年亚文化也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发生了研究范式的创新，后亚文化理论试图突破立足于以种族、性别、阶级为框架的文化研究式的亚文化研究范式，更多从身份认同、文化资本、符号消费等方面重新刻画亚文化群体的内在动力，以及探讨与商业文化之间除抵抗之外的更多张力关系。 可见，青年亚文化的出现、发展及其研究话语和框架是有其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的，也正因如此，当亚文化理论伴随着1990年代文化研究的理论进入中国时，用西方的亚文化理论框架解释中国的青年文化现象难免有削足适履之嫌。实际上，中国本土青年亚文化形成的时间较西方而言要晚得多，因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青年文化一直是作为集体文化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以人民文艺和群众文化为主基调的社会主义文化生产中，青年文化始终保持着和主流文化同声唱和，青年群体的主体意识也并不体现在对“主流”和“官方”的反叛与抵抗层面上，而是在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新青年”的召唤之下生产和享用着共同的文化意涵。 中国本土青年亚文化的生产、传播与消费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才逐渐成为一个显性的文化形态，然而本土青年亚文化的初现并不是一个自在和自为的过程，而是一个与大众文化发展和国外流行文化传入同步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后，来自欧美、日韩等的消费文化传入中国，其中包括影视、音乐、动漫、游戏等诸多内容。1980年代至1990年代，摇滚乐在我国音乐市场盛行；海外动画作品也随着电视传媒体制改革得到引进和播出；游戏厅成为一个重要的城市青年活动场所以及个人游戏机也逐渐进入了家庭空间……这些现象均构成了我国青年亚文化的最初样态。 在青年亚文化扎根中国的过程中，大众传媒起到了功不可没的关键作用。如1990年代国内动漫杂志《画书大王》的创刊成为日本漫画传入本土的重要渠道，同时也成了国内早期二次元文化群体跨地域传播交流的重要平台。另外，源于日本的以动画(animation)、漫画(comic)、游戏(game)、小说(novel)为代表的ACGN亚文化不但借由杂志和书籍等纸媒进行传播，还在电视上完成了更大范围、更广受众的扩散。同时，源自西方的带有1960年代反文化传统的摇滚乐也在这一时期经由最早一批思想激进的青年所接受，并借助磁带、录像带、碟片等媒介将这些带有极强政治隐喻和反叛态度的摇滚音乐植入一代青年的成长历程。再加之以荧幕空间中的“都市热”和第六代导演作品中的城市边缘青年，“愤青”和“顽主”成了这一时期对青年亚文化群体的脸谱化勾勒并呈现在大众媒体之上。 中国本土青年亚文化由于缺少自觉性、自发性和自主性发展的土壤，因此在亚文化发展过程中总是伴随着与商业、资本和官方主流话语的交织与合谋。2005年电视综艺选秀节目《超级女声》就是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例子。这场由大众媒体造就的青年亚文化景观，为我们展现了青年群体充满个性的、极具颠覆性和反叛性的主体特点，也揭示了这种反叛性的力量如何被商业资本所利用，成为传媒集团、经纪公司和广告商进行市场扩张和资本积累的有力工具，同时亚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关系也完成了一次从“决裂”到“协商”、从“文化的垮掉”到“文化母体的揭示”的转变。青年亚文化也由此展现出与主流文化的均质化、同频化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势在互联网时代愈发显露出来。 在传统纸媒时期，亚文化常常作为被污名化和边缘化的“他者”而存在，文字更是青年亚文化群体无法掌握的一种“权力”，大众媒体的发展给了青年亚文化自我表达的契机，即使这份表达中必然带着主流文化的规训意味。电视媒体的出现是亚文化群体的福音，音画相较于文字更易于被亚文化群体利用和接受。1990年代的青年，借由广播、磁带、光盘、电影、电视等媒介收听或观看青年亚文化的种种文本。但是，在大众媒介时代，青年亚文化主要呈现为两个特征：一是青年更多是作为文化的接受者，很少参与到文化创作过程中；二是青年亚文化更多是作为主流文化的抵抗一方而存在，然而这些特征在互联网时代则发生了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