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22)05-0170-14 DOI：10.13904/j.cnki.1007-1539.2022.05.010 在《秩序与历史》第一卷《以色列与启示》导论的一开头，沃格林说： 神、人、世界和社会，构成一个原始存在共同体(aprimordial community of being)。这个四元结构的共同体既是又不是人类体验的对象。就人们通过参与共同体存在的奥秘而认识这一共同体而言，它是体验的对象。然而，这一共同体并不以外部世界的对象的方式呈现出来，它只是通过参与其中这一视角才能被认识。就此而言，它不是体验的对象。[1](40) “原始存在共同体”是沃格林就人类历史上的秩序变迁所提出的一个基本概念，对于我们理解《秩序与历史》的整个研究计划至关重要。我们知道，就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而言，康德从沃尔夫的学生鲍姆嘉通那里继承了在中世纪尤其是在西班牙晚期经院哲学中所形成的学术传统，即将形而上学区分为一般形而上学(metaphysica generalis)与特殊形而上学(metaphysica specialis)，其中前者是指关于一般存在者之存在的学科，即存在论(ontologia)，后者则是指分别以神、人的心灵和作为世界整体的宇宙为对象的三门学科：理性神学(theologia retionalis)、理性心灵学(psychologia rationalis)和理性宇宙论(cosmologia rationalis)。①对照一下可知，沃格林笔下的神、人(心灵)和世界，正是西方形而上学所研究的三个特殊对象。既然原始存在共同体是沃格林的秩序哲学的基石，那么，由此不难窥见沃格林的秩序哲学与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之间的某种关联。 在康德所叙述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神、人的心灵和作为世界整体的宇宙作为超感性的对象不可能通过经验去感知，而只能通过理性去把握，所以，神学、心灵学与宇宙论都被冠以理性之名；但康德最终将神的存在、灵魂不朽和对应于宇宙论的先验自由作为实践理性的三个认定②，从而实现了形而上学的实践哲学转向，也表明了神、人和世界这三大特殊的存在者与人的实践活动(即人的生存)的本真关联。在沃格林这里，神、人和世界作为实在都是人在其生存中的体验对象，而理性的把握则被归于对体验的智性阐释，可以说是体验寻求理解的产物。因此，与其说沃格林以神、人、世界和社会为构成原始存在共同体的四大成员表明他的秩序哲学深受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影响，倒不如说，沃格林和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一样，都把握到了人的生存的根本，尽管沃格林基于他的秩序哲学批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未免于对生存真理的教条主义扭曲。 如果说作为宇宙整饬原理的神是原始存在共同体的根基所在，那么，原始存在共同体最关键的结构性要素则是人的参与体验。参与意味着人身处其中，“在这部存在的戏剧中扮演一个角色”[1](40)。也就是说，对于原始存在共同体而言，人并不是一个置身事外的外部观察者，而是一个同时认知着、行动着的内部相关者。人在参与中体验着、在体验中参与着这个存在共同体，这就是人的生存。人的生存或者说人的参与体验在秩序哲学中的重要意义由此可见一斑。③ 围绕着人的参与体验，我们对人的生存可以有如下简要理解。首先是关于存在的奥秘。“奥秘”正是从人的认知角度提出来的一个符号。存在的奥秘可以从各个角度或各个部分来看，如宇宙的奥秘、人自身的奥秘，等等，但归根结底是神的奥秘。④人的认知冲动意味着“人对存在的参与不是盲目的，而是由意识指引的”，也就说，人在生存之中时时感受到一种“反思性的张力”。但对于存在的奥秘，人永远不可能全部认知。对此，沃格林指出，“苏格拉底关于无知的反讽已经成为意识到这一盲点的典型范例”。⑤ 这种“对整体的无知”或者说“终极的、本质上的无知”导致了一种生存的焦虑，根本上来说这是一种比生死问题更深刻的对存在的焦虑。对存在的焦虑一方面关乎认知：人对存在的秩序具有强烈的认知冲动且的确能够获得相当多的知识，但并不能摆脱根本上的无知，从而感到焦虑；另一方面关乎行动：参与本来就是一种行动，通过意识的反思、沉思与召唤，人把自身“构建为存在共同体中的一个可被辨识的成员”，从而体验到对存在的义务，但生存的流逝让人体验到自己可能难以很好地履行对存在的义务——甚或以各种方式脱离乃至完全脱离对存在的参与，从而感到焦虑。⑥ 从认知一面说，排解生存的焦虑就在于尽可能地理解存在的秩序，尽可能地把握存在领域中各方的关系和张力，于是各种符号就被创造出来，“尝试使本质上不可知的存在秩序变得尽量可知”[1](44)，或者更笼统地说，人通过创造各种符号来表达自己的参与体验，成就自己的参与生活。如此说来，人在对存在秩序的认知上所取得的历史成就，就表现为漫长的符号化过程；而《秩序与历史》的研究主题就是人的参与体验及其漫长的符号化过程。不难看到，这一研究既是历史的，又是哲学的：就其试图回顾人的参与体验及其漫长的符号化过程尤其是试图刻画其中的进步与倒退而言，这一研究是历史的；就其试图对人的参与体验及其符号化方式提供一种智性诠释(noetic interpretation)而言，这项研究又是哲学的。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