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22)05-0047-13 DOI:10.13904/j.cnki.1007-1539.2022.05.005 “后全球化时代”文明转型背景下共同体的伦理实践及其道德价值的确当性问题,是当今时代人类思想理论和文化关切的核心主题。一部人类发展进步史的复杂、曲折历程向我们昭示的一个客观的事实是,在人类历史、思想文化和制度生活的全时段,文明和伦理的共生并在、交互渗透、内在融通,以及基于人类共同利益和美好目标的携手并进,构成人类依托某种共同体的实践持续向上、向善的最为积极、最为进步的主导性力量。 文明的“反伦理化”现象根深蒂固,并非始自今日。进入启蒙现代性历史进程以来,市场经济体制、资本逻辑以及技术理性合力促动下的全球范围的社会现代化运动,就其社会文化价值重建的努力目标而言,旨在以科学理性取代价值理性、以技术文明遮蔽道德价值关切,其结果产生了人类精神生活领域愈来愈严峻的时代病症。以对自然的帝国主义、对历史的虚无主义,以及对其他民族国家的殖民主义为特征的“反共同体化”“非文明性生存”等,成为普遍意义上人类现代伦理文化的显性表征。中国政府、中国社会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和实践,站在重建人类文明伦理(精神)的高度,理智地审视以自由、个人主义价值伦理为核心的先发现代化国家秉持狭隘的民族国家利益至上信念对于共同体的疏离、对抗及其所产生的严重后果,提供了文明演进新形态的评判标尺,以及典范性、引领性意义上人类发展、进步和制度性实践之合理性、正当性的内在性道德价值理据。 一、“现代性文明”实践对于共同体基本伦理价值信念的疏离和反叛(及其后果) 文明是人类生存、制度以及思想文化的底色,是人类之为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化中的获得性的人性优秀特质。在这个意义上,文明是人类生存的伦理文化指针和历史演进的道德定位罗盘。以当代德国著名思想家阿尔伯特·史怀哲之见,“文明必然意味着伦理。当下的时代精神早已习惯游走于美学、历史以及物质追求中。……坚称文明即意味着道德,这一时代的人必然会对我所坚持的观点感到异常震惊。而物质知识和力量尽管已经获得巨大的解放,但也无力构建文明的框架。……文明深深扎根于个人及国家的精神气质,而其他一切不过是文明的陪衬,根本未触及文明的精髓”[1](作者序)。 共同体与文明密切相关。文明的实践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就是共同体的理论和实践努力。共同体生存形态的每一次变革,共同体实践和价值逻辑的每一次优化,都在不同程度上丰富、完善、拓展了人类文明的内涵,矫正着人类文明前行的坐标与方向。因此,共同体的意识与人类有关文明的自觉本质上是一回事。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一种类型的共同体都必然秉持、承诺并践行着某种旨在使人类的生存更具合理性、让普遍性意义上的人类集体生活更美好的基本的伦理价值信念。正因此,共同体才具有了、象征着并实际地代表着特定文明的进步特质。但是,西方近代以来开启的社会现代化的实践却是以刻意疏离、反对甚或明显地背弃共同体的伦理价值和道德理想为显著特征和标识的。当代法国著名思想家埃德加·莫兰指出,要重建文明伦理价值本位的寰球共同体,就必须“驯服现代发展的四大动力引擎——科学、技术、经济和营利。每一个都带有根本性的伦理缺陷,科学排除了一切价值判断及科学工作者的主体良知,患有严重的盲症;技术是纯粹工具性的,傲慢地凌驾于精神和情感之上;经济用冰冷的计算将人类互助打入冷宫;营利则贻害所有领域,包括教育、政治、生物及基因研究领域”[2](16)。当前全球范围内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现实是,技术、经济和科学支配了人,形成了国际“合作”,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的独特现象。目前的世界,在超级发展上出现了系统滞涨,不能自救。那么有两种可能性:或者是普遍倒退,或者是彻底蜕变。“我们需要控制取代了人的‘自动化’,管束发疯了的四个动力引擎,以免它们将地球这艘航母推向深渊。看看我们的社会,疯狂发展加速和扩大了经济竞争,进而导致更高的失业率,造成贫富进一步分化,造成了人类的野蛮化,造成伦理的进一步堕落。”“悲剧在于,我们被反锁起来,也没有开门的钥匙。”[2](16) 作为人类智力的最高成果,文明不是一种脱离人类生存现实的空洞的理念和口号,在心智进化、心性秩序养成意义上文明是人类基于特定制度共同体的历史性、实践性生存和发展的系统总体,关联着人性的尊严,关涉着制度的公共性,关涉着人类活动目的的价值观照,关涉着人类历史、当下和未来的总体性和统一性自觉。时至今日,“可以说,人类还是第一次拥有了共同命运的意识和共同危机感,地球到了必须应对存亡问题的时候,而人类直到这时才感到自救的急迫和挽救地球灾难的十万火急。……没有任何国家再可以自行其是,或颐指气使成为霸权。从此,人类有可能在寰球范围内实践互助的责任伦理和家园共建”[2](17)。显然,一种合理形态的人类文明的最鲜明的标志和最终成果,就在于它是否遵循人类整体性意义的生存正当性、实践确当性的逻辑,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和伦理文化与价值观的教化,不断地合理化人类日益增长的需要和永无止境的、盲目的欲望,从而确立一种新的关于生态的伦理文化关切,关于人类福祉高于一切的社会性生存的公共价值自觉,关于个体“成己成人”的反身性仁爱体悟。阿尔伯特·史怀哲指出:“当人类以坚定不移的决心追求进步,为生命及世界献身之时,文明就诞生了。唯有伦理方能驱使人类做出此种奉献,而伦理在此过程中必然会超越人类自身生存的限制。”“人类为何会丧失世界观?肯定世界和人生及充满伦理的世界观的建构需要可信和持久的基础,但迄今为止,人类都未能在思想层面做出一丝半点的成就。这就是丧失世界观的原因。”[1]可见,基于文明价值观的世界观的重建必须依托某种确定的共同体。但是,遗憾的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利益冲突史却表明,纯粹伦理文明性质的共同体从一开始诞生就非常脆弱。这一点,我们从共同体自身的曲折演进史、形态变革史、核心价值的自我证成史等,就可以得到说明。历史的真实是,随着人类社会进入民族国家制度化形态建制的过程,权利-权力原则、利益-价值原则以及正义原则等开始取代共同体的尊重-关爱原则、团结-互惠原则以及共享原则等,共同体的分化、分裂以及共同体与社会、国家等的伦理文化与道德价值冲突,成为显性的事实。共同体变得“匿名化”“形式在场而实质性非在场”,共同体对于整个人类思想、理论、文化以及制度、生存、生活实践的影响力愈来愈弱,其存在的空间越来愈狭小,以至于丧失了应有的话语资质,名存实亡了。“当代西方文化的特征是我们面对最佳选择的困惑,我们无法依靠道德来驱散心中的疑虑,解决现代生活中的种种困境。……人们对这种‘非道德化’的后果并不一定非常了解。……非‘非道德化’会使我们变得残忍,对他人漠不关心。”[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