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日期：2021-09-24 杨文龙，史文天.中西方地缘经济研究的进展与展望.世界地理研究，2022，31(5)：905-918.[YANG Wenlong,SHI Wentian.The 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geo-economic research in China and the West.World Regional Studies,2022,31(5):905-918.]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22.05.2021393 0 引言 地缘经济(geo-economics)由法国经济地理学家雅克·布德维尔首次提出，他将区域经济合作称为地缘经济[1]。1990年，爱德华·卢特沃克从国家层面界定地缘经济内涵，他指出国家引导产业投资与资本配置、国家控制产品开发与生产、国家的市场干预都可视为地缘经济[2]。冷战结束后，地缘政治的冲突逻辑逐步转向地缘经济的竞合逻辑[3-5]，利用区位邻近优势、文化近缘优势与周边国家构建地缘经济互动关系成为国家外交战略的优先选择。地缘经济进一步表现为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全球化浪潮涌现；区域一体化、经济集团化不断发展；国家边界“阻滞效应”弱化，商品、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加速流动[5]。后金融危机时期，“黑天鹅事件”“灰犀牛事件”频发以及中美贸易摩擦爆发预示着世界政治经济已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20年新冠疫情的出现推动了世界经济加速进入“区域化”“集团化”“碎片化”的时代。一方面，新冠疫情的不确定性暴露出《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的内生性缺陷和新旧国际秩序的结构性矛盾[3]，诱发了国家间战略互信降低、国际治理体系坍塌和“逆全球化”等诸多问题。另一方面，新冠疫情的持续存在影响着国际商业格局。跨国公司意识到公共危机引发的国际风险，倾向选择区域化、本地化、缩短化的生产模式，国内供应链、区域性供应链逐步取代了全球性供应链。面对新冠疫情的巨大冲击，我国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潜力，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国际新趋势与国内新发展要求我国必须要立足经济基本面做出长远的战略谋划，这就对国内地缘经济理论研究提出更高要求[5]。 学科发展根植于时代环境与历史变化，取决于特定时空情境与国家战略导向。地缘经济作为一门显学，其理论体系演进深受国际局势发展的影响。当前，全球地缘格局总体表现出大国博弈经济化、世界经济网络化、国际合作区域化的特征，这为地缘经济实现理论突破提供历史机遇。有鉴于此，本文在对比总结中西方地缘经济学术思潮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借助知识可视化工具CiteSpace，深入分析地缘经济发展的知识图谱(Mapping Knowledge Domain)，系统探究中西方地缘经济研究的演进规律，以期揭示中西方地缘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为我国地缘经济的学科发展提纲挈领，为我国制定高效的地缘经济政策提供理论支撑。 1 地缘经济研究的学术思潮 迄今为止，地缘经济概念尚无统一界定。布热津斯基认为地缘经济是大国基于本国经济优势谋求和巩固霸权地位的对外经济手段[6]。韩银安定义地缘经济为国家对外经济手段与国家对外经济谋略[7]。陆大道和杜德斌概括地缘经济为国家间、地区间基于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经济结构等因素形成的合作、联合或竞争、对立乃至遏制等经济关系[4]。还有学者提出地缘经济应侧重区域经济合作，广义上是从地理位置和经济关系角度认识和处理国际关系；狭义上是研究两个或两个以上位置毗邻、空间相连的地域单元，按比较利益开展密切的产业和劳动地域分工[8]。在此基础上，地缘经济派生出竞争型建构主义、竞争型过程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新重商主义等思潮[5]。竞争型建构主义是基于现实政治讨论地缘经济，竞争型过程主义是从全球市场控制探讨地缘经济，新重商主义强调国家经济发展的优先目标，新自由制度主义侧重经济问题的空间性。本文根据思潮出现的时间将地缘经济发展分为萌芽期、发展期、回溯期三个阶段。 1.1 萌芽期：国际交换机制的冲击与现实政治的残留 20世纪初，以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贸易和平理论”为代表的全球主义思潮是西方地缘经济的雏形。国家间贸易互动降低了战争发生的概率，国际交换机制日趋完善缓解了国家有限资源供给与无限资源需求的结构性矛盾。从全球市场或区域市场获取发展动力成为国家对外战略的首要选择，表现为部分国家联合形成区域性市场[9]。冷战结束之初，地缘经济开始上升为国家战略，形成竞争型建构主义和竞争型过程主义思潮。这两大思潮都认为地缘政治产生于现实主义逻辑，地缘经济源自地缘政治的逻辑转向。因此，地缘政治内生于地缘经济，最典型的是“卢特沃克式”地缘经济理论，该理论将地缘经济当作政治战略的有效工具，推崇地缘经济的零和性。他们认为国家不是国际市场的直接参与者，而是地缘经济安全和秩序的监督者，国家地位并没有因为跨国经济行为体的出现而弱化[10]。此外，“中心—边缘”理论指出中心国家构建不平等的国际规则剥削边缘国家，边缘国家沦为中心国家的原料供应地、低附加值产品生产地[11]。依附理论认为霸权国家所推广的依附型地缘经济是对外扩张的另一种形式[12]。相互依存理论强调大国能在非对称相互依赖中获取经济权力[9]。 国内学者受卢特沃克的启发，意识到冷战结束对全球地缘格局和国际关系秩序的冲击前所未有，国家互动的行为模式也将加速变革。因此，较多文献重点探讨了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变化。在地缘经济理论研究层面总体上形成两大非完全对立的观点。一些学者延续“卢特沃克式”地缘经济理论，提出地缘经济对国家安全和发展的重要地位已超越地缘政治，代表学者包括陈锋、丁志刚等。另一些学者并不完全赞同卢特沃克的观点，认为世界上仍存在着冲突模式，主要由于因领土争端所引发的战争在某些地区时有发生。因此，军事实力对于国家战略仍然非常重要。国家在外交上也沿袭了传统的方式，靠加强自我保护或与他国结盟将军事力量转变为权力和影响，例如美国对外构建的军事同盟体系[13]，代表学者包括郭学堂、许嘉、萨本望等。此外，有一些学者开始探究地缘经济研究的方法论，包括郭焕成提出的地缘经济板块分析、温志宏提出的地缘经济距离分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