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1821/dlyj020220144 录用日期：2022-07-01 1 引言 拐卖人口犯罪在国际上被称为人口贩运，是当前一个严重的全球性问题[1]2，已经成为继贩卖毒品、走私军火后位列世界第三的跨国有组织犯罪[2]。人口贩运侵犯受害者的人身权利，致使家庭骨肉分离，严重扰乱社会秩序[3]。2000年联合国通过《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即《巴勒莫议定书》)，人口贩运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4]。在中国，拐卖人口犯罪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的销声匿迹，70年代的死灰复燃和80年代的猖獗发展[5]。1979年中国在《刑法》中规定拐卖人口罪，1997年拐卖妇女、儿童罪取代了原有的拐卖人口罪[6]，2008年颁布《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13年和2021年陆续两次出台《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7]，为有效打击和预防拐卖人口犯罪提供了政策支持和指导方向。尽管如此，拐卖仍然久经打击而不绝，并呈现出隐匿化、链条化、产业化的新趋势[8]，如何打击和防治拐卖人口犯罪逐渐成为公众和学界关注的热点。 早前关于拐卖人口犯罪的研究主要从法学、社会学和犯罪学等方面展开。国外研究大多聚焦人权、色情贩运和儿童贩运等问题[9-13]，亦有从地理学视角关注人口贩运迁移网络的研究[14，15]。国内研究主要从法学角度探讨拐卖犯罪的法律对策和立法完善[16，17]，比较刑法中拐卖妇女、儿童罪取代原有拐卖人口罪的优劣[18，19]。社会学和犯罪学研究领域，更多探讨拐卖人口犯罪的社会危害和原因机制，并提出相应的防控对策[20-22]，但各自侧重点存在差异。Yang等解析了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的高发地云南和广东两省的贩卖模式、人口特征以及救援情况[23]；Qiu等[24]和Liu等[25]分别考察了缅甸、越南妇女被拐入中国的强迫婚姻现象及政策影响。拐卖人口犯罪因其历史阶段性和跨地域性的特点，同样受到地理学相关分支学科的关注。目前基于地理学视角的拐卖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宝贝回家”寻亲平台、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儿童失踪预警平台(CCSER)及田野调查等，研究内容集中于对时空特征、迁移网络、影响因素和综合机制等的探究[26]。其中代表性的研究有：李钢等从全国视域探究拐卖儿童犯罪的地理特征、防控对策、影响因素、拐卖路径及形成机制以及拐卖和抱养的分异机制等，同时解析了中国失踪人口的时空演变格局，为防控治理拐卖儿童犯罪提供了地理学视角的全新认知[27-32]。刘玲等从省域尺度，针对不同年龄、性别的受害儿童，解析了拐卖儿童犯罪的多维时空特征和影响因素，为四川、贵州和湖北的拐卖儿童犯罪防控提供对策建议[33-35]。Huang等利用网络多源数据分别考察了中国拐卖儿童犯罪和民间抱养的地域迁移网络并提出相应对策[36，37]。此外，薛淑艳等针对被拐儿童的生命历程和认亲后的融入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38]；王锡章对中国F省拐卖儿童犯罪的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进行了实证分析[39]。近年来，拐卖犯罪量刑轻重问题引起众多学者关注。吴慰通过分析拐卖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等因素，对其死刑适用的标准提出若干建议[40]。王晓玲等从“拐卖犯罪一律死刑”这一热点出发，探讨了中国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刑罚轻重问题[41，42]，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重要参考。 综上所述，早期拐卖人口犯罪研究多以犯罪学和社会学角度的质性研究为主，当前地理学视角下拐卖人口犯罪研究方兴未艾，但大多侧重宏观区域尺度下的受害者角度分析，对犯罪者的探究相对不足。犯罪者作为拐卖人口犯罪的重要主体，揭示其基本特征和行为机制对拐卖犯罪的防控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重大拐卖人口犯罪案件的破获和犯罪者的刑罚轻重，一直都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并出现了“拐卖人口犯罪一律判死刑”的网络呼声。鉴于此，为回应社会关切，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数据，综合运用数理统计、案例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空间分析等方法，聚焦拐卖犯罪死刑犯，解析拐卖人口犯罪重罪案件(含有刑罚主刑为死刑的案件)的多维特征与形成机制，为拐卖人口犯罪重罪的深入研究和科学防控提供参考。 2 研究数据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s：//wenshu.court.gov.cn/)已经公开的判决文书资料。首先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使用高级检索(案由：拐卖妇女、儿童罪)，得到24195个文本案例(截止至2021年5月14日)。然后再添加搜索条件“死刑”，得到2258个文本案例，再进行人工判读甄别，筛除同一名犯罪者的不同类型文书以及部分未公开案例，最终得到425名中国拐卖人口犯罪死刑犯数据；根据判决书、裁定书等裁判文书中对案情的描述，获取死刑犯的个人基本信息、作案信息、审判结果等，建立死刑犯基本信息数据库。 2.2 研究方法 2.2.1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可以把复杂多样的社会关系用网络构型表达出来，并通过分析对社会结构和个体在网络中的功能进行阐释[43]。本文借助Gephi软件对拐卖人口犯罪重罪案件的社会网络结构进行可视化。其中，网络中节点的度数表示与该成员联系的人数，加权度数表示与该成员联系的人次。网络密度可以用于反映各成员间联系的紧密程度，借此以分析典型案例中的人员组织情况，公式如下：
式中：D为网络密度；m为网络中成员间的实际联系数；n为网络中的成员个数。 2.2.2 空间自相关分析 空间自相关分析(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用于检验具有空间位置的某要素是否显著地与其相邻空间存在关联性，是对空间单元属性值聚集程度的一种度量。本文借助全局空间自相关的方法，引入Moran's I，分析死刑犯籍贯地和审理法院地区的空间集聚性。其计算公式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