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和GPS技术的发展允许人们在行走、驾驶、乘车等空间位移过程中使用各种媒介技术，使得媒介日益融入到宏观的城市空间和微观的日常生活空间之中，由此打破了长久以来非物质的媒介文本与物质性的地理景观之间的二元区隔[1-2]。面对此现状，原本存在于地理学和媒介与传播研究中的“技术/社会”或“虚拟/实体”二元论显得难以应对。在地理学和传播学的交融对话中，以超越二元论为核心理论议题的西方媒介与传播地理学(Geographies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应运而生，近年来逐渐成为具有发展潜力的研究方向。 实际上“媒介—空间”关系议题早已隐含在20世纪中期的媒介理论和地理想象研究中，然而长期以来一直缺乏明确的学科边界建构。直至21世纪初，媒介与传播学者Falkheimer等[11]在论文集Geographies of communication：The spatial turn in media studies中明确提出“传播地理学”(the geography of communication或communication geography)的学科概念。他们倡导超越传统媒介与传播研究的仪式观和传递观，将“传播如何生产空间、空间又如何生产传播”作为传播地理学的核心议题。人文地理学者Adams[3-5]提出“媒介与传播地理学”的概念，依据已有研究提出了媒介与传播地理学研究的“四象限图”，将媒介与空间/地方的关系划分为4个维度，包括“媒介中的地方”“地方中的媒介”“媒介中的空间”和“空间中的媒介”。Adams将空间、地方、媒介均视为过程而不是实体，认为传播既发生在地方之中，又创造着地方，媒介既是载体也是内容[6]。随后媒介与传播学者McQuire[7-8]将城市空间中众多新兴媒介技术概括为“地理媒介”(geomedia)，并提出了“地理媒介”的4个基本特征，即无处不在、位置感知、实时反馈和融合，明确了西方媒介与传播地理学的重点研究对象。上述研究初步奠定了西方媒介与传播地理学的理论基础。近年来西方媒介与传播地理学的理论内涵和实证研究不断丰富，其研究领域逐渐从文学、电影、邮票和漫画等传统媒介转向更为广阔的新兴地理媒介领域，例如移动媒介、社交媒体、位置媒介、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技术及其社会文化效应。地理学和媒介传播领域学者不断进行合作研究，试图弥合地理学与传播学之间的理论鸿沟，并且出版了诸如期刊Aether：The Journal of Media Geography，以及论文集Communications/Media/Geographies[9]、Geomedia studies：Spaces and mobilities in mediatized worlds[10]等，汇集了近年来媒介与传播地理学相关研究。 目前西方媒介与传播地理学正处于逐渐进发研究活力的上升阶段，然而国内对媒介与传播地理学的关注却相对缺乏。本文基于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分析，以及代表性学者和关键期刊的研究追踪①，对西方媒介与传播地理学的研究缘起与核心概念进行介绍，并从新兴移动媒介和数字媒介的视角梳理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本文从物质性和具身性视角扩展E.W.Soja的第三空间理论，进而提出媒介与传播地理学的研究框架，以期拓展国内人文地理学的研究领域，促进地理学与媒介传播研究的跨学科对话，从而更好地解释国内新兴媒介地理景观并解决现实问题。 1 西方媒介与传播地理学发展脉络与核心概念 1.1 发展脉络 追溯西方媒介与传播地理学的缘起，可以划分为地理学和媒介与传播研究两大脉络。一方面，在地理学领域，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的地理想象研究(geographical imagination)已经隐含了对媒介的探讨[11-12]。所谓地理想象本身就蕴含了对“媒介—空间”关系的探讨，因为人们对无法到达的他地的想象通常是由欲望、幻想、恐惧以及各种所谓真实的地理知识所建构起来的话语体系[13]，而文学、电影、电视等传统媒介均是参与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力量。后续兴起于80年代的新文化地理学则延续此理论视角，并结合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媒介文本分析的“编码/解码”理论，关注电影、电视、音乐、文学等媒介对景观、空间与地方的表征，批判性分析背后隐藏的文化意义生产与权力关系斗争[14-16]。然而，总体上新文化地理学过于强调媒介的符号性价值，却忽视了媒介使用的物质性和情境性。另一方面，随着八九十年代互联网技术的兴起，地理学者开始探讨网络技术所构筑的虚拟空间，逐渐形成了以“虚拟地理学”和“流空间”研究为核心的学术流派。其基本观点是传统意义上以地理邻近性为根基的实体空间正在被以网络和节点为特征的虚拟空间和流空间所取代，网络技术最终会带来一种去身体化、摆脱社会与阶级分异的“技术乌托邦”，默认了虚拟空间与实体空间的对立关系[17-18]。 在媒介与传播研究领域，包括Marshall McLuhan、Harold Innis和Joshua Meyrowitz在内的早期媒介理论家均将空间视为先验的用以承载传播实践的容器，认为电子媒介技术的发展“用时间消灭了空间”，最终会建立媒介技术统御下的同质化“地球村”[19-20]。自从20世纪60年代晚期以来，受H.Lefebvre和M.Foucault等学者思想的影响[20]，媒介与传播研究领域开始出现“空间转向”(spatial turn)，学界开始聚焦于日常生活中的媒介使用如何参与建构社会空间。例如，Morley[21]通过考察英国工人阶级、世界主义者和流动人群，分析了媒介技术如何影响和改变了不同人群有关“家”的传统观念。McCarthy[22]通过观察酒馆、百货公司等公共空间中电视的日常使用，揭示了电视的空间布置如何传递并建构有关性别、阶级和消费的意识形态。“空间转向”影响下的媒介与传播研究转变了静态的传统空间观，将空间视为包括传播在内的各种社会实践建构的动态过程，然而仍然缺乏对“媒介—空间”关系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