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口迁移的研究进展及其启示

       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达2.6亿(占比18.7％)，比2010年增加0.82亿，增加5.4个百分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国家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①。老龄化与人口流动相叠加，形成规模庞大的老年迁移人口。2010-2015年，中国跨地市且人户分离的老年迁移人口数量从1060万增至1778万，其占总流动人口比例从5.8％上升至7.2％，增速快于其他年龄段②。老年人口的大规模迁移，将重构迁入迁出地的人口结构，影响其经济社会发展[1]。然而，目前针对人口迁移的研究更多是聚焦于劳动力群体，老年迁移人口大多已退出劳动力市场，在以“效率”为价值导向的研究中往往被忽视。这将影响老龄公共服务与公共资源配置，难以形成包容性的老龄公共政策，有违以“公平”为价值导向的高质量发展目标。

       在此背景下，本文按照“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逻辑，从空间格局、决策机制和影响效应3个方面出发(图1)，梳理国内外有关老年人口迁移的学术文献，总结既有研究发现并提出研究展望。具体而言，本文按迁移方向和迁移距离2个维度归纳老年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类型，按迁移意愿和迁移能力分析老年人口的迁移决策机制，从个体微观和区域宏观2个层次分析老年人口迁移的影响效应。

      

       图1 老年人口迁移的分析框架

       Fig.1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elderly migration

       1 老年人口迁移的概念与空间格局

       1.1 老年人口迁移的概念和特殊性

       老年人口迁移是迁移与老年人口2个概念的交集。其中，按照国家统计局标准，迁移区别于短期外出和一般性房屋置换，要满足在迁入地登记时间超过半年和跨越区县行政空间边界2个标准[2]。另外，学界对老年人口的定义不统一，大量研究将60或65岁作为老年的起始年龄[3]，也有文献认为退休才是老年的标志。近年来学界呼吁更灵活的定义，进入老年不再被视作突然的转变，而是伴随日常生活和心理状态变化的弹性过程[4]。为了研究需要，本文根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将60岁作为老年人口的标准。综上，本文定义老年人口迁移是指60岁以上人口跨区县迁移并在迁入地居住半年以上的现象。

       老年人口迁移的决策机制和影响效应与其他年龄人群不同。相比主要受就业机会驱动的劳动力迁移，老龄人群大多面临退休后收入下降、疾病侵扰、空巢丧偶等生命历程变化，迁移受到身心健康、生活环境、家庭社会等多重因素影响[5-6]。老年人虽倾向于表达迁移愿望，但愿望更难转化为意图或计划[7]。此外，老年人具有行为定式和价值定式的特点，在迁移打断居住连贯性后，容易面临适应困难等问题[8]。

       1.2 老年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及成因

       以典型的空间分析思路[9]，按照迁移距离和迁移方向2个维度，可将老年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划分为长距离中小城市迁移、长距离大城市迁移、短距离郊区迁移、短距离中心城区迁移4类(图2)，可以看到各国老年人口迁移的主流模式存在明显差异(表1)。

      

       图2 老年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

       Fig.2 Spatial patterns of elderly migration

      

       迁移距离上，荷兰老年人口跨城市长距离迁移比例高达28％[13]，其他国家老年人口的短距离迁移具有绝对优势。迁移方向上，英国与美国的老年人以从大城市向小城镇与乡村的离心扩散式迁移为主，但在中国、波兰和瑞典，迁向城市和大城市的向心集聚式迁移是主要方向。老年人口迁移模式的差别，受到各国自然资源禀赋、经济物质基础、公共服务水平和社会文化氛围等因素的影响[10]。

       1.2.1 长距离中小城市迁移

       长距离中小城市迁移是指老年人跨越城市，从较大规模的城市向较小规模的城镇或乡村迁移的模式。该模式在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国较为突出。英国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乡村的老年人净迁移率③为4.42％，远高于城市和伦敦市区的老年人净迁移率(分别为-1.92％和-12.05％)[16]。2000年，美国55～64岁年轻型老年人从大城市到小城市的迁移效率④高达98％[11]。采取该模式的老年人以健康、刚退休的低龄老年人为主。由于不再受就业对居住地的刚性约束，他们倾向于迁向生活条件更舒适、成本更低的小城镇和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