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网络结构及时空演化

作者简介:
温锋华(1980- ),男,广东五华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国土空间规划与治理,E-mail:wen_fh@163.com,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中国 北京 100081);古恒宇(通讯作者)(1994- ),男,广东广州人,博士,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人口流动与区域发展,E-mail:hygu@cuhk.edu.hk,香港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管理学系(中国 香港 999077);许志斌,澳门城市大学国际旅游与管理学院(中国 澳门 999078)。

原文出处:
经济地理

内容提要:

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支持下,文章将以往对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网络分析的时间维度延展至1985-2020年,基于复杂网络视角,对人口迁移网络组织结构及时空演化特征展开系统分析。研究发现:①人口迁移规模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是主要人口迁入地,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地区则为主要人口迁出地,且迁移网络呈现显著“小世界”特性;②随时间推移,迁移网络分散和空间不平衡程度逐步增强,东北地区面临更严峻的人口外出困境,迁移网络的“小世界”特性先下降后升高;③迁移网络结构在1985-1995年呈四社团结构(华北、长江、华南、西北),在1995-2015年呈三社团结构(华北、长江、华南),在2015-2020年呈四社团结构(华北、长江、华南、西部),北京、长三角地区和广东持续是人口迁入核心节点,川渝地区在2015-2020年成为人口迁入中心;④人口迁移网络格局演化是改革开放后经济调整、社会转型、政策利导的经济地理投影。


期刊代号:K9
分类名称:地理
复印期号:2022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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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C9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462(2022)06-0013-09

       DOI:10.15957/j.cnki.jjdl.2022.06.002

       改革开放后中国创造了世界上的经济增长奇迹,“中国速度”的经济增长与中国国内劳动力市场红利有密不可分的关联,而劳动力市场的激活倚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户籍制度解绑释放的城市与乡村间、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间的人口迁移[1]。一方面,来自中西部劳动力大省的人口通过迁移至东部发达地区享受东部地区经济飞跃的红利,获得远高于以往的劳动报酬,完成城镇化和市民化;另一方面,源源不断输入的劳动力极大激发了沿海发达地区以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禀赋,同时凭借在国际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价格优势吸引大量外商投资,形成自我强化的集聚经济系统[2]。新形势下,随着中国出生率下降和老龄化程度加深,劳动力市场红利逐步削弱,中国的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转为高质量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随着生活成本持续攀升及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区域均衡发展政策实施,东部地区人口开始出现回流趋势,中西部地区对外来劳动力吸引力增强,跨省迁移规模开始下降[3]。在此背景下,从地理学的视角对中国人口迁移网络格局演化机制展开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人口迁移研究一直是人口地理学、人口经济学等学科关注的重点问题,学者们试图通过理论构建和宏观、微观尺度实证分析探索不同地区、不同结构(性别、年龄等)、不同群体人口迁移的机制[4-5]。经典的宏观视角人口迁移理论将人口迁移视作区域劳动力市场差异性的反馈,最早可以追溯到Ravenstein的人口迁移“七大原则”[6],并包括Zipf的“P(1)P(2)/D”假说[7]、Lewis的劳动力转移理论[8]、Lee的迁移推拉理论等[9]。微观视角人口迁移理论则主要将迁移看作个体和家庭在生命周期中追求迁移效用最大化及规避迁移风险的一种决策选择结果,包括经典的Sjaastad的成本收益理论[10],及在该框架下拓展延伸的Todaro微观迁移理论[11]、Rosen的舒适度迁移理论[12]、Tiebout的“用脚投票”理论[13]、Taylor的社会网络理论[14]以及Stark的新迁移经济理论[15]等。

       在经典人口迁移理论指导下,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际情况,从20世纪末开始,学者们从地理学视角对中国人口迁移的地理格局及影响机制展开研究,并随着国家每十年为间隔交错开展的全国人口普查和1%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保持更新[16-22]。由于我国特殊的户籍制度,狭义上的人口迁移与人口流动是不同的概念,前者主要指户口的迁移,后者指人户分离的状态。广义上看,随着户籍制度逐步放开,人口迁移与流动的界限更加模糊,实际研究中学者们更多使用现住地和五年前常住地定义人口迁移,且囿于数据,目前对中国区域间人口迁移的绝大多数研究着眼于省际尺度,地(市)际尺度严格意义上的迁移数据使用估计等手段得到[26]。

       目前有关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空间格局和机制的研究发现,人口迁移表征出从内陆欠发达地区迁移至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集聚特征[17],而自2010年后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开始呈现一定的分散规律[18]。人口迁移是东部发达地区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异驱动的结果,体现在收入差异、产业结构差异、就业市场稳定性差异、经济增速等多个方面[19-20]。此外,部分学者发现,人口迁移也可以看作地区非经济因素驱动的结果,体现在公共服务供给、自然舒适度、文化开放度、制度(户籍门槛)等多个方面[18-19]。人口迁移可以看作两地区人口规模、地理距离和两地区社会经济状况空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实证研究中常使用各类引力模型解释或模拟[20-21]。

       从流空间(space of flow)的视角看,人口迁移网络常被发现介于复杂网络和随机网络之间,表征出“小世界”(small world)特性。目前,已有大量研究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或复杂网络分析技术对中国人口迁移网络展开分析,既有研究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使用人口普查数据对省际人口迁移网络的相对静态特征展开分析[22-26],借助社会网络或复杂网络分析手段,研究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的网络格局及相关影响因素;二是在位置服务(LBS)大数据的支持下,对城市间人口流动网络的复杂网络分析[27-28],这类研究将对人口流动网络的分析尺度延展到地(市)际尺度,但严格意义上来说研究对象并非传统“迁移人口”和“流动人口”,而是“通勤人口”。

       总体来看,既有研究虽已围绕中国人口迁移网络特征及时空演化展开了系统性研究,揭示了迁移网络的结构特征和影响因素,但并未覆盖至2015-2020年时间段。此外,运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对长时段省际人口迁移网络的系统性研究仍有待完善。近5年来,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网络特征呈现出怎样的趋势?在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国家经济转轨的背景下,面对日益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的区域人口迁移规模是否呈现出较之前不同的网络结构特征?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从流空间的视角,本文希望对1985-2020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的网络组织及时空演化特征展开系统性分析,以期为“十四五”期间合理优化区域经济发展结构,促进区域资源协调配置,贯彻落实高质量发展和区域均衡发展政策提供参考借鉴。

       1 研究设计

       1.1 研究区域与数据

       本文的研究区域为中国31个省级行政单元,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由于数据缺失不包括在本文研究范围内。重庆市于1997年成为直辖市,因此在1985-1995年的分析时段仅包括30个省级行政单元。由于数据统计口径,省内人口迁移并不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本文的研究范围为省级行政单元之间的930条跨省迁出地—目的地(OD)迁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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