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769/j.cnki.31-1067/j.2022.07.014 在近代『思想启蒙』与『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中，『革命』构成了现代性的第一话语，形塑了意识形态典范，①尤其是在『辛亥革命前后形成的普遍的「革命」意识形态和政治现代性诉求，以及这种诉求失败后形成的危机』②，构成了包括『文学革命』『汉字革命』『美术革命』等在内的一系列文化革命。『革命』裹挟着西洋思想的『德英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触发了中国近代丰富多元的『启蒙救亡』话语体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③而书法作为典型的『旧艺术』和『国粹』，自然是要献祭于那『民主』与『科学』的，所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成为书法『反传统』与自身否定性的『评判态度』。④然而，在众多的文化革命语境中，却没有专门的『书法革命』的延伸与发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先行观念与文化激进思潮没有辐射到书法领域。 一 汉字革命：书法改造的危机与妥协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每当中华民族出现存亡危机、民众需要广泛启蒙的时候，以挽民族于危广、救大众于倒悬为己任的民族主义者，总要把中国积弱积贫的原因归结于汉字，因此，汉字既成了中国『落后、野蛮』的根源，同时也成了历次文化革命的突破口。⑧从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传教士起头，中国知识分子接续，针对中国语言文字的各种不满，最终汇聚成一股变动的力量，掀起了包括废除汉字、减省汉字笔画、国语罗马字、拉丁化新文字等一系列『汉字革命』运动。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三年间，关注汉字改革的刊物，除《新青年》《新潮》之外，还有《东方杂志》《学灯》《国语月刊》等十余种。讨论的内容包括汉字改革、国语推广、拼音方案、新式标点等，其本质都是想用字母文字来取代象形会意的方块汉字，主要形成了『注音字母独立化、直接用拉丁字母、简体字』等三种具体的汉字改革方案。但是，中国传统对汉字的尊崇，使得汉字改革并非废除汉字一语所能概括，而且方块汉字转向拼音文字也需要过渡与适应。于是，在现行汉字的基础进行改良(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简体字方案，成为当务之急的补救方法。『我以为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是治标的办法。』⑥『汉字简化，大势所趋，可逐步推行。』一九三四年，钱玄同在国语委员会第二十九次常委会上提出的《搜集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由当时的教育部通过，并委托钱玄同等起草《简化字谱》。 中国文化价值体系构筑以汉字为基石，由汉字演变而生成的书法艺术，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史发展、演进轨迹的整体性原则。而在《中国革命产生出来的中国书法改造的问题》一文中，书法改造被赋予『无产阶级斗争和革命』的政治使命。『拼音书法的创造和以之代替象形书法的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最最重要的政治工作之一。』⑦因此，当时书法存在的『本体危机』主要体现在『汉字革命』对汉字的简化与注音，颠覆了传统书法教育中的书写内容、书写文本与书写方式，带来了书法哲学『本体论』上的危机与困惑。对于以汉字为基石的书法教育，更是因为无法与新文字、新书写同构而逐渐丧失生命力。『书法可以不必学习，书法属于形式之研究，于文字的本身，毫无关碍，「言之有物」「言为心声」文字不过是言语的一种记号，现代作文，古文时文文言白话，文体尚且不拘何种形式，何况字体乃是形式之形式，更无讲求美观的必要。』⑧同时，汉字改革追求过于简化的简体字，不仅使汉字数量被人为地大量缩减，而且形、音、义一体化的文字属性转变为纯粹的符号工具属性，以工具性与简易性为价值导向的书法观念，开始重新塑造并定位学校书法教育的目标与功能，从而遮蔽书法教育应有的文化语境与道德范畴。 对于倡导『汉字革命』的『五四』知识精英来说，在如何面对以汉字为载体的书法艺术时，似乎夹杂着无法割舍的民族情结与书法情结。即使遍观钱玄同『五四』时期发表的诸篇檄文，关于『汉字革命之后，书法究竟若何』依然是其始终回避的问题。⑨一方面，他在简化字方案中贯穿了『书写用草』『草书楷化』的改良思想，例如：『印刷用楷体，书写用草体……今宜取《急就》《月仪》《出师颂》等等之章草，及《淳化阁帖》《真草千文》《书谱》等等之今草，择其书写简易笔画分明者写一定体(其有未备，亦可兼取行书)，以供实用。』『中国文字，由大篆而小篆，而隶而草，本为由繁趋简……在应用上为极合轨道之进化。既用草矣，万无重事倒走之理。』⑩以『进化论』的视角和『实用主义』的观念来论证草书改良之合理性，与后来于右任所倡导的『标准草书』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与关联性；另一方面，他在国文教育中保留了传统的笔墨书写，如：『今后写中国字但宜渐渐改用……以期便利，学校兼用毛笔墨汁则可。若作国文功课，必须用毛笔墨汁。』(11)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于右任掀起的『标准草书运动』，以『实用化』『大众化』与『标准化』为书体改良之选择，通过加强书写的实用性、受众的广泛性、推广的普及性以期提升书法的民族性与艺术性，既引领了当时书法危机的实践革新与自我救赎，也实现了其对国家社会写实的艺术观照与悲壮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