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开端:周令钊《五四运动》的“历史书写”

作 者:

作者简介:
吴雪杉,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原文出处:
美术学报

内容提要:

周令钊的油画《五四运动》(1951)以游行学生与军警冲突为中心,体现出1950年代初期关于五四运动的历史认知。一些存世的历史照片可能对周令钊的创作有所启发。而在完成之后,这一油画作品又为后续相同题材的主题性创作提供了图式,成为其他艺术家效仿、修正的对象。


期刊代号:J7
分类名称:造型艺术
复印期号:2022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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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令钊1951年绘制的《五四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批由国家动员创作的革命历史画之一,也是最早以呈现五四运动而知名的油画作品①(图1)。本文主要聚焦两个问题,一是周令钊如何在1951年的特定历史情境下进行“五四运动”的绘画创作,二是现实主义历史画如何平衡历史事实与艺术想象。从周令钊《五四运动》及后来同一主题的相关艺术创作可以看到,当图像以过往作为再现对象时,它就将自身转化为某种“历史书写”。

      一、愤怒的学生:“五四”的革命叙事

      一般认为,周令钊《五四运动》描绘的是1919年5月4日这一天发生在天安门前的游行活动。1953年人民美术出版社为该画出版单幅画页时,附有说明文字:“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中国人民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图为当时北京的青年学生在天安门前示威的情形。”②画面主要有两个情节:一是浩浩荡荡的游行学生正在冲破军警阻挠,这是画面的高潮。二是学生宣传和散发传单。远处的天安门提示出游行地点。学生是画面中当之无愧的主体,既与军警义无反顾地英勇斗争,又在大声疾呼,召唤围观民众加入斗争的行列。画家仿佛是五四运动的亲历者,将发生在天安门前的某个瞬间栩栩如生地刻画出来。

      周令钊选择刻画这样一个画面,与“五四”亲历者许德珩的建议有关。画家本人回忆:

      1951年,中国美术家协会的蔡若虹找我为中央革命博物馆画油画历史画《五四运动》。我先看了有关“五四”的文字资料,去看了火烧赵家楼的原址,也去看了北大红楼,又访问了参加过五四运动的老人许德珩,他建议画五四运动还是集中表现天安门的场景好。当时的天安门,屋顶上长草,红墙斑驳,游行标语都是直旗竖写。油画是在五老胡同小小的房间里完成的,散发传单的女学生是陈若菊做的模特,这幅画一直放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直到现在。③

      在创作初期,画家曾经考虑过“火烧赵家楼”,或以北京大学旧址(红楼)作为背景,最后听从许德珩建议,“集中表现天安门的场景”。可惜的是,周令钊没有详细记录许德珩建议下的“天安门的场景”究竟是什么。好在许德珩留下过两篇回忆五四运动文章,为我们推测他可能讲述的内容提供了线索。

      在1951年撰写的《回忆五四》一文里,许德珩对“五四”当日发生了什么,只有轻描淡写的一句话:“五四那天由天安门到赵家楼,殴打卖国贼章宗祥,火烧曹汝霖住宅,三十一个学生,一个市民当场被捕的事,报纸上有记载,我不在这里来说了。”④作为五四运动亲历者、“五四”当日被捕的32位同学之一,许德珩对“五四”那一天的经历避而不谈,只说“报纸上有记载,我不在这里说了”。这句话表明了一个立场:许德珩的口径将与“报纸”保持一致。当周令钊在同一年前来访问时,许德珩会建议周令钊按照“报纸上”的记载来描绘“天安门的场景”。

      

      图1 周令钊 《五四运动》 1951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笔者摄于2019年

      1951年的报纸如何讲述“五四”那一天的天安门呢?《人民日报》1951年4月19日刊登《“五四”青年节宣传提纲》,简要概述五四运动的过程和意义:

      五月四日北京五千多学生举行了一次爱国示威大游行。愤怒的群众痛打了主办对日外交的章宗祥(那时的驻日公使)等人。当时卖国的北京反动政府采取了高压手段,抓了很多学生。全北京、全中国学生都愤怒地抗议、罢课。到六月三日,全国许多城市的工人阶级和商人也参加了这个运动,举行罢工、罢市,群众的声势浩大,如火燎原,这就变成了全国性的伟大爱国主义运动。⑤

      

      图2 《五四运动(画册)》 (1959年)里刊登的《天安门前愤怒的人群》

      《“五四”青年节宣传提纲》两次提到学生和群众的“愤怒”,是“愤怒”促成了痛打章宗祥、全国性的抗议和罢课。关于五四运动的“愤怒”叙事,还要追溯到《人民日报》1949年5月4日刊登的《五四运动介绍》一文。这篇文章概括了五四运动的前因后果、主要事件和历史意义,在讲述1919年5月4日当日发生的事件时,突出了天安门前军警与示威者的冲突:

      巴黎和会的消息传至中国后,全国人民激愤异常,北京青年学生首先燃起了反侵略、反卖国运动的火焰。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数千学生聚集天安门向北京政府举行了巨大的示威,高呼“收回山东!”“废除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等口号。但北京政府不仅拒绝了爱国青年学生的正义要求,并派大批军警出动镇压。这更激怒了示威的群众。学生们便涌向东城赵家楼,焚烧曹汝霖的住宅,并痛打北京政府币制局长陆宗舆和驻日公使章宗祥等著名卖国贼。⑥

      1949年《五四运动介绍》为同时期其他“五四”论说提供了样本。如1949年7月出版的《“五四”卅周年纪念专辑》一书就全文转载了《五四运动介绍》一文⑦。对1951年创作《五四运动》的周令钊而言,这一文本十分重要。周令钊选择学生与军警冲突作为画面中心,根源应该就在于此。

      从《五四运动》一画在1950年代的接受情况来看,“愤怒”也是当时人理解这件作品的关键。1950年代出版的一部有关五四运动的重要出版物,是由北京大学编撰的《五四运动(画册)》(1959),这本画册开创了后来采用“图史”“画传”方式讲述五四运动的先河。画册刊用周令钊《五四运动》作为插图,但把作品标题更改为《天安门前愤怒的人群》⑧(图2)。该书还附有一篇由“北京大学学运史”编写小组撰写的《五四运动前前后后》,写到游行学生在天安门前“愤怒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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