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8年开始，美国逐步强化对我国科技创新（Science，Technology，and Innovation，简称STI）的压制态势与打击力度，在不断升级贸易摩擦的同时明确开启对我国的科技战。虽然我国一直进行体系化、多轮次的科技创新发展规划工作，然而这些工作并未预见到美国开启科技战的可能，这一突如其来的外部环境变化使我国科技创新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 为了应对这一国际局势突变，我国在近三年采取了一系列应急性应对措施。然而在当前外部环境已经明确告别和平、稳定、开放状态，转而进入急剧变化、大国博弈、充满不确定性的新阶段的背景下，我国科技创新不仅需要在短期应对前述变化，更需要在长期尽快适应充满不确定性的全新环境，因此在战略层面进行体系性变革非常必要。 在这一方面，20世纪50年代美国曾经面临与我国当下非常类似的局势：尽管美国在“二战”后一直保持对科技创新的大力投入，但是1957年苏联突然发射人造卫星，形成对美国本土的巨大威慑，一举击溃美国前期的优势，在科技竞赛中超越美国。这使得美国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危机之下美国开启了一场长达二十年的科技创新战略大变革，最终取得显著成效，重新夺回科技领先优势，赢得冷战。这一化危为机的成功经验非常值得我们深入分析与有效借鉴。此外，深入了解美国科技创新战略的发展历程与最新趋势，对我国应对美国当前的科技打击也非常重要。 那么当年美国在被动局面之下到底进行了怎样的科技创新战略变革？这一战略变革具有怎样的理论含义？近年来美国科技创新战略又呈现出何种新的发展趋势？本文将深入分析美国的具体经验，回答上述三个问题，并阐释其对我国的启示。本文第一部分首先深入分析美国冷战时期的历史，解析美国科技创新战略变革的具体过程；第二部分从理论层面阐明美国科技创新战略变革的理论含义；第三部分分析美国近年来对于科技创新战略的进一步发展，展示美国对于研判国际格局演变的重视；第四部分则在上述三方面分析的基础上阐明对我国的启示。 一、美国冷战时期科技创新战略变革的历史经验 本部分将对美国冷战时期科技创新战略的变革历史作深入剖析，阐明美国初期科技创新的战略偏差如何导致巨大的危机，以及美国如何修正这种偏差，建立起全新的体系。 1960年到1990年间的历史背景与20世纪90年代之后长期稳定的国际局势完全不同，美苏冷战的白热化使得美国需要不断强化对科技创新的投入。然而美国早期的战略却遭受重大打击，美国也因此陷于危机之中。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开启了一场战略大变革，历经二十年取得了显著成效，创造出相对于苏联巨大的科技领先优势，其基本过程如图1所示。 （一）冷战初期美国的科技创新战略 经历“二战”，美国政府与军方深刻感受到科技力量对于军事作战的决定性意义。作为高度依赖于科学技术的军种，美国空军尤为重视借助科技创新来提升自身能力，因此在“二战”结束之后以美国空军为首的军方便迅速开展科技创新投入的相关研究，以期为未来创造更大优势。陆军航空队（当时美国空军仍然属于陆军，叫做陆军航空队）指挥官Arnold将军委托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冯卡门博士召集一批科学家，就未来几十年军方如何把握科技发展趋势提供建议。 正是出于此，冯卡门创立了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小组，写出了著名的《走向新的地平线》（Toward New Horizons）报告，开始利用理论推导、量化模型等方法来研究中长期科技创新发展趋势，并据此进行科技创新投入[1][2]。《走向新的地平线》被认为是那个时代美国军方、甚至是美国政府科技创新战略研究的典范，而冯卡门所创立的科学咨询小组也因为科技政策咨询的重要作用而保持下来[3]。此后，1957年冯卡门再次领导美国空军的第二次研究，尝试研判未来十年到三十年科技创新的发展趋势，并且尽可能指出这些发展对于军方的武器需求、假想敌、成本问题、制造问题的现实意义，写出了Woods Hole Summer Studies报告。美国军方对此高度重视，相比前一次研究只有33人参与，这一次研究所投入的资源大大增加，共有超过300人参与[3]。 （二）意料之外的被动局面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实却证明这一阶段的科技创新战略并未给美国带来竞争优势。“二战”结束之后迅速开启的美苏冷战使得美苏之间的科技竞争逐渐白热化，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人造卫星在军事应用上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苏联的成功意味着它离建造出运载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只有一步之遥，而苏联洲际弹道导弹一旦成功，将极大威胁美国本土。相比之下，美国前期虽然对于未来的科技创新趋势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却从未重视运载火箭和人造卫星的作用，也未进行相关投入，更未预见到苏联会在这一方面实现巨大的技术飞跃，甚至于当年完成的Woods Hole Summer Studies报告完全没有提及运载火箭[4]。这种对于具有战略意义的运载火箭和人造卫星的忽视使得美国陷于被苏联甩开的不利处境。面对这一意料之外的被动局面，美国军方只能接受科技落后事实，被迫作出调整，将科技研发重点转而聚焦于追赶苏联的空间技术[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