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传染病为代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少见的常规灾害之一，从国家和地区到企业和社区都制定了相应的应急管理体系和机制。但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暴露出了绝大多数国家乃至各个应急主体在重大疫情灾害面前的应急物资保障能力远远不足的现状。在应对新冠肺炎重大疫情初期，各地战略物资储备普遍短缺，主要表现在应急医疗物资储备和生产方面。在救灾实践运作过程中也显露出了诸多细节问题，例如疫情暴发初期社会各界、多方组织迅速响应开展救援，但是各自为政，缺乏集中管理调度制度，致使在物资分发末端出现了物资不断运达堆积、现场分拣能力不足、大批物资不合乎需求等现象，增加了不必要的时间和运能浪费等。各组织及其供应链的分散运作所造成的应急物资过度供给、失衡供给、堵塞通道等现实困境正在引起人们的重视。 与常规突发事件不同，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简称重大疫情）所呈现的高不确定性、高响应要求、高物资需求、长持续时间、宽覆盖范围等特征对应急物资保障实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同样，在理论与方法层面，目前尚缺乏对重大疫情新特征的深入关注，更谈不上有系统、全面的应急物资保障研究成果支持。鉴于此，本文尝试详细梳理、总结应急物资保障领域所提出的关键问题以及所取得的优秀理论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针对重大疫情应急物资保障问题，分析当前研究尚存在的欠缺之处，深入探讨重大疫情应急物资保障的关键问题，进而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二、研究框架 本文从Taylor & Francis、Science Direct、JSTOR、IEEE Xplore、Elsevier、Wiley、INFORMS以及中国知网等数据库进行了相关研究文献的检索，进而从研究主题、关联度、影响力等维度进行了筛选和过滤，最终选取近50篇文献并从中整理和归纳出重大疫情应急物资保障的关键问题。结合重大疫情的特点，本文以“多组织”和“多阶段”作为分析物资保障问题的第一维度，其中“多组织”是指中央、地方、企业、社区四类应急主体；“多阶段”则包括灾前预备阶段，灾中的管理、物资需求预测与决策阶段以及灾后的恢复与评价阶段。本文的第二维度是“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相应的逻辑框架如图1。 三、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多组织优化相关研究 在多组织协同管理中，利益相关者原理与博弈论是较多被提及的理论。在这些理论指导下，中央与地方的协同配合、政府与企业在应急物资保障中的博弈关系多有讨论。此外，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社区工作者在疫情防控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有些研究开始讨论社区对应急管理的影响。鉴于此，本文以“中央—地方—企业—社区”为多组织协同研究对象，梳理学术界对这四个组织以及组织之间在应急管理与物资保障协同优化中的研究成果。 （一）多组织协同应急的机制和影响 Hu等（2021）的研究指出强势的中央政府可以形成对灾难的快速有效反应，也可能导致对地方灾后恢复能力的投资不足，以及以社区为基础的应急管理方法不足。此外，中央政府的过度干预可能会导致资源的浪费，或导致地方政府持有不作为的消极态度。[1]Choi和Wehde（2020）认为民众对应急管理部门的信任可能影响他们对应急建议的接受程度以及针对应急管理建议与当地政府之间的合作，通过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民众对龙卷风的应急准备和对应急管理部门的信任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2]Girigiri等人（2019）研究了国家紧急救援机构协调管理机构（NEMA）的救灾管理能力，并指出专设灾害部门来处理与环境灾害之外的具体灾害问题是非常必要的。[3]Lu和Han（2019）基于中国行政管理的特点，指出中国的应急管理系统是典型的“强势的中央政府—弱势的地方政府”结构，并严重依赖垂直的指挥链。[4]而Jayasinghe等人（2020）通过案例研究分析，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社区共同组织开展的灾害管理工作中，协作治理的责任是如何构成的，并由此设计出一个问责与合作治理相结合模型。[5] （二）政府主导下的多组织应急激励与博弈机制
针对政府和企业在应急管理中的合作与博弈，马艳红等（2020）考虑了地方政府与生产企业的利益相关性以及资源有限时企业安全投入对其生产收益的影响，构建了安全监管的演化博弈模型，给出了其演化稳定策略并分析了博弈相关参数对演化稳定策略的影响。[6]但在实际情况下政企追求目标并不一致，政府对企业努力水平也不能做到全面监测，使得企业很容易产生违规操作或投机行为，造成企业努力水平降低，以致在突发事故发生时很难保障充足的应急设备。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刘阳等（2020）研究了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分析了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政企利益博弈，构建了应急设备储备系统激励模型。[7]谢地和王齐（2020）从政治经济学的视阈发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其民众之间三方博弈中存在的诸如处罚系数、中央政府发现地方政府消极抗疫行为的概率、民众分配系数、公益人激励系数、经济人激励系数、民众对自由与个人利益的追求、政府效用偏好等影响抗疫策略的因素，以及其决定的不同的抗疫策略选择。[8]复杂灾害管理涉及企业、居民、地方政府等多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严重社会冲突。Wang等人（2020）从灾害周期角度分析复杂灾害，并设计了一个三阶段动态博弈模型，讨论这三方之间的博弈以及此博弈下的全局最优解与还原论视角下的局部最优解有何不同。[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