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应链配置与企业绩效表现:效率与稳定

作者简介:
葛顺奇,关乾伟(通讯作者),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罗伟,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

原文出处:
世界经济研究

内容提要:

文章基于上市公司供应商-客户关系数据,深入分析企业在供应链配置过程中多元与集中的相对选择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使用“倍差法”考察相应企业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研究发现,企业通过供应链集中化选择一方面可以提升企业绩效,另一方面也具有增加绩效波动的效应。异质性检验表明,在供应链包含海外企业、具有海外收入、资产专用性较高或国有资本参与度较低的企业中,供应链集中带来更加显著的绩效波动效应,且该效应对制造业、低资产专用性行业的影响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金融危机中,供应链集中度越高的企业其绩效更易受到冲击影响,反之,则绩效更具韧性。机制检验发现,降低库存调整成本是集中化提升绩效的重要作用渠道,而增加专用性资产投资、提高转换供应商时的绩效波动性是绩效波动效应的重要作用方式。文章对企业进行供应链整合时如何兼顾降本增效及其潜在的波动风险,把握效率与风险的平衡与稳定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期刊代号:F14
分类名称:物流管理
复印期号:2022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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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阶段,全球保护主义抬头和新冠疫情不断反复增加了企业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在此情况下企业应如何重新平衡与稳定企业供应链效率与风险波动?通常在不确定环境中企业需动态地选择供应链配置(Supply Chain Configuration)模式以平衡其效率和韧性。但从理论上说企业进行二者的平衡具有相当难度,因为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供应链的复杂化会增加企业面对外部冲击的脆弱性。一方面,在确定的环境下,企业为了提升效率以保持竞争力常需采取一些不利于韧性的措施①,这会增加企业在市场环境中的脆弱性(Prater等,2001);另一方面,专业分工的深化也增加了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参与数量,提升了供应链复杂性,对上下游企业关系协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总之,二者关系的平衡并不能一劳永逸地保持。

      供应链安全问题成为各国疫情后恢复经济的关键点。日本财务省在疫情后增加了额外2230亿日元预算以加强其供应链韧性;美国对其关键领域的供应链进行安全评估;欧盟在2021最新的产业战略中提出加强统一市场的韧性,减少关键领域外国依赖度。对中国而言,需要面对新冠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上升、保护主义带来的供应链收缩、关键技术封锁或原材料断供等因素多重叠加的影响。因此,中国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也提出“坚持经济性和安全性相结合,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目标。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指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可见现阶段供应链安全稳定问题颇具现实紧迫性,供应链效率与安全再平衡已成为新时期的重要议题。

      供应链配置如何影响企业绩效?长期以来,企业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为目标,形成了成熟的供应链高效率配置模式和理念。这些模式或理念通常包含降低库存、提高存货周转效率等主要内容(“精益生产”和“零库存”等)。典型代表为以福特、丰田等汽车制造企业首推的“及时生产(just-in-time,JIT)”模式,该模式大幅减少库存冗余,提高了中间品流动效率,提升企业生产效率。类似地,苹果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的库存危机通过缩减供应商规模简化生产投入复杂度,便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信息共享,使用不超过200家供应商供应其超97%的中间品(Mitchell,2014)。可见,企业通过整合供应链、降低企业存货管理成本以提升企业经营效率。

      与此同时,一些与高效供应链理论相悖的做法也广泛存在。通信企业华为自身具有研发芯片的能力,却同时从多家厂商采购芯片;十分注重供应链效率的苹果公司依然选择从多家公司同时购入诸如屏幕、芯片等关键零部件(Li和Debo,2009)。此类现象在技术垄断程度不高的行业更加普遍。可见,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企业并不一定为提升绩效而将特定供应链环节集中于一家企业,仍较多选择多元化的外包模式。

      现有的供应链精细化分工在重大经济和社会风险来临时,易造成生产中断和严重经济损失。日本地震与海啸对国际电子产业和汽车产业供应链的影响致使中国的机电设备、塑料橡胶和化工等行业的出口备受影响(包群和张志强,2021)。类似的事件还有泰国的洪水造成电子产业中存储设备生产供应链中断,冰岛的火山灰对航空业、汽车生产供应链的破坏,以及最近全球新冠疫情引致的芯片危机。这些不良影响使得企业和政府对当前的集中化供应链模式产生疑问。

      此外,疫情从多方面加深了全球环境不确定性的阴影。疫情造成了关键环节投入品的短缺,制造业的上下游联动并不允许企业凭一己之力恢复产能(葛琛等,2020)。Antràs(2020)指出,疫情通过加深国家间政治分歧阻碍国际经济合作和交往,加深收入不平等、反全球化及孤立主义情绪,提升了全球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因此,疫情对全球环境的冲击令企业对供应链配置的变革更具现实意义。

      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文献集中于几个方面,一是关于供应链集中化效应的研究,包括企业议价能力、创新能力、融资和资本结构等的研究(唐跃军,2009;Zhang等,2020;邹美凤和张信东,2020);二是对于企业供应链决策的研究,学者从交易成本和契约关系治理角度出发,研究企业的一体化和外包决策(Grossman和Helpman,2002;Antràs和Helpman,2008);三是对企业进行多源采购因素和效应的研究(Gervais,2018)。但是,这些文献少有涉及企业在变化的市场环境下供应链配置对绩效水平影响的研究,而对企业供应链策略如何影响企业绩效水平的内在机理研究更不全面。同时,现有研究并未涉及供应链配置对企业绩效波动的影响,难以从多元化配置的视角深层次地理解该做法何以成为缓解绩效波动的策略,致使现有研究无法从长期绩效水平和短期波动两方面对供应链配置效应形成全面而深入的理解。

      上文所提及的集中化和多元化是客观存在的两种不同的供应链配置思路,但二者是否对企业经营具有显著影响尚未定论。本文企图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回答两个问题:企业通过供应链集中化策略是否以及如何达到提升绩效的目的?供应链集中化是否以及如何加重了企业绩效波动程度?本文的潜在贡献在于:在研究范围方面,相对于现有关于供应链对企业绩效水平的研究而言,本文引入了供应链配置对企业绩效波动的影响,补充了对供应链影响效应的研究;在理论方面,现有研究着重讨论一体化和外包的决策差异,而本文则着眼于企业外包决策下多元化与集中化效应的差异;在作用机制上,本研究补充了供应链集中化配置对绩效水平影响的作用机制,识别了供应链集中会在何时对绩效波动产生影响;在实践方面,本文有助于理解企业在多源供应和单一供应策略之间的权衡以及企业具体的供应链配置实践,是对现有研究的重要补充;在数据方面,本文使用2001-2019年数据,不仅较之前研究更具代表性,且使得研究供应链配置差异效应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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