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化与去边疆化: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的统治

作 者:

作者简介:
孙兴杰,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长春 130012)。

原文出处: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内容提要:

帝国是有边疆而无边界,兼具整合性、差异性的巨型政治组织。帝国兴衰直观体现于边疆消长:在帝国兴盛之际,帝国边疆呈扩张态势,与帝国相邻的地区被帝国“边疆化”,成为帝国的边疆,直至遇到制衡力量而达到相对均衡状态;帝国的衰败则体现于边疆地区的萎缩,或者说“去边疆化”,边疆从帝国统治体系中“逃逸”出来。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统治经历了“边疆化”而被纳入帝国疆域之中,多瑙河以南地区最终成为帝国统治的核心区,由边疆成为帝国中心,这是“去边僵化”的另一种形式。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快速“边僵化”的过程,既源于奥斯曼帝国领先于巴尔干诸国的国家能力,也与巴尔干地区尚处于弱势国际体系状态有关。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征服运动在苏莱曼大帝三次围攻维也纳未果之后近乎达到帝国的“自然边界”。奥斯曼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征服巴尔干、围攻维也纳,进而“闯入”欧洲国际体系,成为欧洲国际体系的“他者”。17世纪之后,奥斯曼帝国衰败,欧洲国际体系崛起,1683年维也纳之战是转折点,弱势的奥斯曼帝国遭遇强势欧洲国际体系,巴尔干地区遂开启脱离奥斯曼帝国的“去边僵化”进程。欧洲国际体系是主权国家和帝国的双重嵌套,俄罗斯帝国、哈布斯堡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扩张,使多瑙河沿岸处于“边僵化”和“去边僵化”的长期拉锯之中。直到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之后,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统治才土崩瓦解。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巴尔干地区彻底告别了帝国时代,摆脱了“边疆”地位,进入主权国家与区域秩序双重建构的新阶段。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22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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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I]10.15939/j.jujsse.2022.05.ls1

       为什么巴尔干会成为20世纪初的全球政治“风暴眼”?研究和反思巴尔干地缘政治属性以及形成过程,依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理论价值。巴尔干半岛在相当长时间里被奥斯曼帝国统治,帝国衰落之后,巴尔干半岛出现了权力真空,引发列强博弈,这就是所谓的“东方问题”。在国际关系史的叙事体系中,无论“东方问题”还是巴尔干半岛都只是“细枝末节”,是欧洲国际体系面临的“麻烦”。在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黑海沿岸成为欧盟、美国、俄罗斯、土耳其等国家和组织激烈博弈的焦点,历史虽然不会重复,但是地缘政治经久的逻辑依然以不同的样貌呈现出来。转换时空,若将巴尔干半岛作为主体,该地则隐藏着国际关系演化的线索。帝国边疆凝聚了基辛格所说的“世界秩序”的转换,欧洲霸权秩序逐渐覆盖了帝国秩序,但是未能将巴尔干半岛吸纳进稳定的国际秩序之中。巴尔干半岛,从地缘政治本质上来说,是帝国与欧洲国际体系竞争的博弈场。

       奥斯曼帝国曾经是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其边疆广袤,而巴尔干地区的历史几乎涵盖了从帝国到后帝国转型的所有难题。另外,“巴尔干半岛长期以来一直是奥斯曼的支柱,为帝国提供了大量的人口、税收、军事预备人员、受教育的管理者和国际性的商人,而且控制巴尔干正是奥斯曼成为一名欧洲大国的优势所在”[1]201。本文并非巴尔干通史,亦非奥斯曼帝国边疆通史,而是通过巴尔干的空间变化去反思国际秩序演化的内在逻辑。从帝国到后帝国空间的转换是人类政治秩序的历史性转折,欧洲国家和国际体系的形成与扩张是后帝国空间形成的重要推动力,巴尔干是各种政治秩序的历史“陈列馆”,是政治组织形态的“层积”,边疆化和去边疆化的复杂空间运动构成了巴尔干数百年历史演进的核心动力和逻辑。19世纪后,欧洲国际体系加速了巴尔干的去边疆化,从帝国边疆转向现代国家,是世界历史上的“惊险一跃”,需要完成国家构建和国际体系的双重任务。国家构建和阵营化分明的大国结盟体系使巴尔干成为国际体系的矛盾汇聚点,遂成为“巴尔干化”的典型。后帝国空间,若难以被国际体系所吸纳,巴尔干化将成为难以摆脱的阴影。本文以巴尔干为例,试图通过边疆化与去边疆化这一对概念展现帝国-后帝国的国际关系史叙事,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非主流”的历史经验。

       一、边疆空间运动与帝国兴衰

       直到19世纪末,帝国和主权国家依然是两种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政治组织形态。二战结束之后,国际秩序最重大的变迁就是“后帝国空间”的形成,殖民帝国瓦解之后,昔日帝国边疆的治理是困扰国际秩序的难题。从边疆的角度来看,巴尔干半岛长期以来是多个帝国的竞争地带,“边疆”界定了巴尔干地区的地缘政治属性。帝国边疆是流动空间,“不只是划分地理区域和人类社会的界线。它也代表了一个社会发展的最大限度”[2]157。帝国的统治和治理与边疆变动息息相关,边疆的空间“运动”是帝国兴衰的征兆,本文试图借助“边疆化”“去边疆化”的概念,重构巴尔干的历史分期和叙事,揭示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国际体系之间的复杂互动与博弈。

       帝国是区别于主权国家的政治组织。帝国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帝国没有明确的边界、没有整齐划一的统治机构,而是一个松散的多元权力网络。第二,帝国自设“文明标准”,文明与野蛮是帝国区分“我者”与“他者”的边界,帝国边疆之外是蛮荒与蛮族。第三,帝国的权力体系并非整齐划一,而是容纳和利用差异性,“帝国能从不同社群所形成的技艺和联系中获益。差异是一种事实和一个机会,而不是一种困扰”[3]15。简单而言,帝国是多重权力边界交叠的人类组织形态,呈现出中心与边缘的结构分化,而帝国的边疆则是多种权力叠合的空间,帝国边疆的开放性和流动性折射出帝国治理能力的变化。日本学者柄谷行人认为:“帝国透过征服而扩大,但是帝国并不会试图全面同化被征服的对象;只要他们服从、纳贡,就可以保持原有的状态。虽然帝国意图扩大版图,但是周边总有它无力统治的对象。”[4]122边疆空间的“运动”即是帝国兴衰荣辱的风向标。在巴尔干的历史进程中,大体有三种不同的边疆空间运动模式。

       第一种是帝国与“蛮族”之间的互动。帝国是自成一体的世界,帝国之外是蛮族,任何帝国都有“蛮族论”。[5]汤因比认为:“一个文明只要仍处于成长时期,它就不会有牢固的边界,除非它在某个边境地段恰好与某个同类的文明发生了碰撞。这是因为具有创造能力的少数人散发出光芒,在照耀他们自身社会的同时,还会越出他们的边界,给周边的各个原始社会带来了光亮。除了它自身固有的辐射能力的局限之外,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对光线照射的范围加以限制,直到光线四溢出去以后逐渐减弱至零为止。”[6]209帝国边疆空间在帝国中心、边缘以及“蛮荒”之间“运动”。根据运动的方向与目标,我们将其分为两种类型:“边疆化”与“去边疆化”。边疆化就是成为边疆的过程,从“蛮荒”成为边疆的过程我们可以称为边疆化A;帝国的中心变成边疆,我们称之为边疆化B。而去边疆化即边疆化的逆向过程,从帝国边疆“逃逸”出去,成为“蛮荒”,我们称之为去边疆化A;帝国中心扩大或者向中心区域的转移,同样会将边疆地区变成帝国中心,我们称之为去边疆化B,具体如图1所示:

      

       图1 “边疆化”与“去边疆化”模式一

       第二种模式是帝国之间的边疆争夺。帝国自我想象为一个自足的世界,但想象的世界与现实的地理空间难以契合,帝国并非世界,而世界则可能有多个帝国。在帝国构成的世界中,边疆是帝国争夺的博弈场,进而成为多重帝国的边疆,从A帝国的边疆变成B帝国的边疆,则经历了边疆化与去边疆化的双重过程。处于多重帝国边疆的空间也会成为帝国之间的战场,大规模的征服战争若产生“灭国”的后果,边疆化与去边疆化的运动就会回到模式一,若帝国之间形成拉锯,边疆则有可能走向边界化,帝国之间如果形成较为稳定的边界,边疆化与去边疆化的运动也将随之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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