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年来医学社会史的深入发展，有关流行性疾病、患者叙事、公共卫生的研究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①但就疾病史领域的研究情况来看，如医史学家古思里(Douglas James Guthrie，1885-1975)所言，我们的研究仍存在“奇特的缺陷”。②长期以来，史学家们多将视角放在大型流行性疾病或者身体疾病本身及其背后的历史，而忽略了人类精神疾病及其患者的历史。其实，相较于其他疾病的历史叙事，精神疾病本身更具个体精神性、道德伦理性与社会文化性，对其历史的研究更具挑战性，也更复杂和困难。因此，研究精神疾病的历史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要求对当时的社会文化、宗教、哲学等方面进行比较全面的考察。目前，国外学术界对中世纪精神疾病的历史性研究已经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③但相对西方学术界而言，国内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还比较少，学者目前仅见赵茜《医疗史与文化史的双重诊断——伯顿〈忧郁的解剖〉研究》、赵秀荣《近代英国对抑郁症的认知——从忧郁症到抑郁症》、黄薇《时代的隐疾——抑郁症斗争史》三篇文章，但学者们倾向将研究重点放在近代早期抑郁症的历史上，缺乏对中世纪精神疾病发展及演变的整体史研究。本文立足于医学社会史的研究视角，主要研究中世纪西欧社会对精神疾病的认知变化，叙述有关精神疾病信仰、医学与社会的史实，力求揭示精神疾病本身所体现的医学知识，以及精神疾病隐喻下的社会文化状况，以此思考人、疾病、社会三者及其关系的历史。 一、“泛基督教化”医学下恶魔学说的主流认知 公元5世纪以后，基督教神学思想成为当时西欧社会的主流思想，身体与灵魂的二元对立在神学、哲学中被讨论，祈祷、圣迹崇拜等宗教神秘主义方式几乎替代了以希波克拉底、盖伦为代表的希腊—罗马医学，其在基督教宗教哲学的压制下逐渐黯淡，对精神疾病的认识与治疗让位于恶魔学、异教学说的解释。从《圣经》④记载中我们可以发现，基督教对疾病的解释主要是：违背规定后的降罪和上帝秘而不宣的计划。⑤在《申命记》中有“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诅咒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28：15)，在《出埃及记》中又有“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么”(4：11)。在上帝所惩罚或降下的疾病中，也涉及了精神疾病。“耶和华必用癫狂、眼瞎、心惊攻击你”(《申命记》28：28)，“甚至你因眼中所看见的、必致疯狂”(《申命记》28：34)。当然，上帝不仅降给人间疾病，同时也是疾病的治愈者。根据阿尔文·施密特对基督教及其历史影响的研究，中世纪的人们通常认为上帝既是“救世主”，又是可以医治身体与灵魂疾病的“完全的医治者”。⑥医生也被认为是上帝所创造的，“是上帝的仆人或者充当了上帝的工具”。⑦由此，医学逐渐低于或从属于神学，并被划分为两大类：通过调节外界环境、饮食、药物等来源于经验的人类的医学，主要关注世俗之事；通过祈祷、忏悔、驱魔、圣物、符咒和咒语达到治疗效果的宗教的医学，主要关注天堂之事。⑧宗教的医学超越人类的医学，即使世俗医生治愈了疾病，他也要将功劳归于上帝的善意。除上帝之外，基督教的圣徒、殉道者、圣物(如圣骨、圣血、圣龛等)，都具有了神奇的治愈力量，据说坎特伯雷的圣·托马斯(St.Thomas)稀释的血液治愈了精神病患者。⑨ 随着基督教的传播以及在中世纪西欧社会的发展，以基督教教义解释、治疗疾病的方式逐渐发展为一种“泛基督教化”医学。在这里需要特殊说明一下“泛基督教化”医学这一概念。目前国内学术界有些学者习惯将其称为“基督教医学”或“修道院医学”，但是通过查阅《大英百科全书》《剑桥词典》，以及对所搜集英文文献的分析发现，西方学术界并没有“Christian Medicine”或“Monastic medicine”的概念。⑩反而国内学者习惯性地将其定义为“基督教医学”或“修道院医学”，但是他们并没有指出这个概念的来源以及具体定义。(11)因此，笼统地将这种具有基督教色彩，即主要依靠神秘力量，辅之医学知识治疗疾病的疗法称为“基督教医学”的提法确实有点武断了。对于这一时期医学的定义，首先，学界明确认为它确实受到了基督教及其修道院的深刻影响，这可以从学者提出的“修道院医学”或“基督教会医疗神学”等词中看出。正如克里斯托弗·道森所言：“对中世纪西欧文化起源的研究都需要将修道院制度予以重要的历史地位。”(12)其次，基督教也确实建立了一些基于修道院或附属于教会的救助机构，当然也包括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疗机构。(13)我们可以认为疾病是上帝所降下的，或者上帝可以医治病人，但我们需要认识到基督教本身并没有产生医学，只能说当时的医学治疗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被赋予了某种神秘的宗教色彩，是一种在其影响下发挥作用的“泛基督教化”医学。“泛基督教化”医学倡导生命的关怀与道德伦理的规范，而修道院则成为医学知识传承、实践、学习以及培养医生的主要场所。修道院的神职人员成为解释、治疗疾病的主要权威群体。而且随着基督教派别和修道院数量的逐渐增多，修道院成为救治以及看护病人的主要责任机构。在13世纪时，宗教性质的救助机构遍布整个欧洲，直到14世纪前后才出现了一些世俗性的医院。(14)为了巩固上帝的绝对地位，增强基督教教义在解释疾病中的权威，“泛基督教化”医学压制古典时期的希腊—罗马医学知识，对身体、精神、流行性疾病的体液生理学等的解释让位于神秘主义的教义阐释与教规戒律。 对精神疾病而言，“泛基督教化”医学认为人们的精神疾病主要有两种产生方式：一为上帝的垂怜，二为恶魔的附体。 按照基督教教义及相关使徒传记等的记载，人们相信某些患有精神疾病的圣徒是上帝选定的标记，是因着上帝的赏赐或垂怜。据维维安·纳顿(Vivian Nutton)的观点，这些“神赐疯狂者”被认为患有“神圣的疯狂”，就像大卫在《旧约·诗篇》中借愚人之口所叙述的那样，那些愚人是“圣愚者”。(15)“他们欢快地歌唱着上帝的荣耀，他们对上帝的爱超越了其他所有人类的理解，这是一种神秘的上帝恩典，可以找回因亚当的堕落而失去的纯洁和完整。”(16)上帝假借其身心显示神迹，因此受到人们的崇拜与尊敬。法国历史学家雅克·梅特尔在其著作中运用社会历史学的精神分析法描述了中世纪女圣徒——西蒙娜·魏尔的这种“奇迹”现象。像西蒙娜·魏尔一样，一些世俗信徒对上帝的爱超越一般人，他们以各种方式，如通过禁欲、禁食、鞭笞等行为，磨砺自己的身体以达到精神上的纯洁。当时很多信徒通过不同程度的辟谷行为，追求达到一种轻盈而恍惚的感觉，在这种状态下与上帝对话，而当他们实行辟谷而不消瘦的异常生存状态为人们所知之后，群众便会认为这是一种宗教奇迹，并将他们尊崇为圣徒，就连当地的教职人员也会表示赞同。(17)另外，玛丽·弗朗西斯·韦克(Mary Frances Wack)认为在基督教信仰中还存在一种宗教疯狂，即信徒们对耶稣基督的爱的疯狂，即“宗教激情”。(18)在书中，韦克讲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