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在清朝光绪末年、宣统年间任职学部时，与尚在稚龄的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只有名分上的关系，并无实质性接触或交往。辛亥之后，王国维随罗振玉寓居日本京都，溥仪作为逊清皇帝居住在紫禁城，王国维在东瀛虽然写了《颐和园词》等一系列追怀清朝的诗歌，与溥仪有一定的精神上的联系，但其实仍是各行其道，互不相关。1916年初王国维从日本回国，在上海仓圣明智大学任教、主编刊物。1917年张勋复辟，溥仪短暂上台，沈曾植、康有为等北上声援，同在上海的王国维虽然也关注此事，并在与时在日本的罗振玉通信中有不少评论，但他是被沈曾植等遗老刻意隐瞒北上的对象。简言之，在当时的民国政坛和逊清朝廷中，王国维都是一个边缘人物，连在沪的遗老群体也在关键时刻冷落了他。 1923年4月，王国维受升允的荐举，被溥仪下诏以南书房行走的身份北上，与溥仪的关系开始变得密切，并因此带来他在生命中最后五年的思想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与其说是根本意义的，不如说是职位意义的。 关心政治与跻身政界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王国维与政治的关系，若无曾经入值南书房之事，便是极为简单的。即如一般国民，于国计民生、政治风云、世界局势，亦多津津乐道，甚者因此而多起哀乐之情。但谈论亦罢，哀乐亦罢，大率是将自己置于政治的外围，至多不过是在政治的边缘观察、评论而已，极少有因此而跻身官场、直接指点江山者。 王国维对政治的关心毋庸置疑，而其对跻身政界的淡漠同样毋庸置疑。晚年北上入值之事暂且搁置不论，即便清末任职学部时，“性不耐官”就不仅是王国维亲口道出的话语，也是其实实在在的行为。据晚清学部编译图书局局长袁嘉榖——也是当年直接聘用王国维之人回忆，王国维在1906年受聘为编译局员时，因为工作勤勉、成绩出色，学部长官拟改派其为总务司行走，这是部属职位。这个改派在当时来说其实是一种职业提升，当时的聘员都希望能改为“部属”职员，因为一旦改派成功，便意味着可以升任主事或员外郎中，而且可“获本身印结费赡身及家”，经济上显然更有保障。但王国维对袁嘉榖说：“性不耐官，愿随局长编书也。”袁嘉榖再问兼职如何，王国维依旧以“不可”答之，此足见王国维与常人不同之处。①一个人的心性虽然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可能会有变化，但对于王国维来说，这恰恰是终其一生心性的强固之处。 一、入值南书房与王国维的君臣之分、报称之念 王国维突然去世后，所有关于王国维“殉节”说的理由，大致与王国维曾入值南书房、甲子之变时的激烈反应、对津门张园中溥仪安危的担忧、去世后被谥号“忠悫”等一系列事情有关。以上诸事，除了“忠悫”一号有罗振玉的策划在内，其他也确是王国维曾经历的事实。 对能入值南书房，毋庸讳言，王国维的内心是激动的。1923年4月中旬接到入值消息，王国维在给罗振玉的信中说：“南斋之命，惶悚无地。适是晨子勤来告，知恩命渠亦未得其详……此次之命，出于不次，断无俟驾之理，而维私事家事尚须稍行料理……大约四月中或五月初当可北上。”②由“断无俟驾之理”，可见其心情之迫切。其实王国维即使原本心情平静，也会被周围不息的祝贺声唤起波澜。如同乡金蓉镜就驰书王国维说：“前得修老函，知荣拜内直，喜跃万分。非特欣吾浙有人，亦见国势将转。何日北行?颇拟走谈。本朝高江村、王渔阳皆外迁特擢，公能继之，亦职官志中一重佳话也。”金蓉镜的喜跃万分，一方面当然缘于其与王国维同乡之故，一荣俱荣，觉得这是职官志之佳话；另一方面居然由此看出了“国势将转”的迹象，此或可名之曰“神思”。而恽毓珂为杨钟羲、王国维入值南斋赋诗以贺，开头便是：“联步趋中禁，先朝本近臣。几年为异客，今日又王人。”③罗振玉则称王国维等四人“皆一时之选，此年来第一快事。幸早日北来，以副同志之望，此不仅为公贺者也”④。此在在可以感受到王国维周围的沸腾气象，王国维自然难免要受此感染。不过清室遗老由此看到“国势将转”，而在王国维，则可能仍是隔膜的，起码在当时未必有此深远之联想。 王国维虽然说断无俟驾之理，但仍是要将私事家事稍行料理后才北上。而罗振玉则对此显然不满，他复信说：“在京时弢庵太傅、沈庵宫保，均托速驾(谨为转达此意，弟之责已尽矣)，而来书则须沪上手尾清讫，然后北上，私意未敢谓然。至尊之异数(辛亥年所未有)，诸老之属望，同人一年之经营，似应酌量缓急先后而出之，总以心安理得为当耳。”罗振玉认为王国维此事的背后有至尊、诸老和同人共同的努力和期望，应该即刻启程，而非先安排家事再北上，对王国维错置缓急先后，显然深为不满。罗振玉甚至说：“若弟有此遭际，则朝闻命而朝入，不敢俟夕也。”⑤在罗振玉是一闻命而即启程，一天也拖延不得，而王国维则是“私事家事尚须稍行料理”。王国维未尝不看重，但相对于罗振玉，他看重的程度还是要明显弱了许多，这其实也是他们政治意识和敏感度的差异所在，所以我一直不认同把罗振玉与王国维的政治态度混为一谈的做法。 罗振玉想做的是政治中人，而王国维虽也关心政治，但其实一直自居在政治的边缘。罗振玉更像仆仆于政治之途中的一位艰辛跋涉者，而王国维更多地是一位政治的观望者、评论者。罗振玉在六十岁之年，曾毫不讳言自己对政治曾经“满腔热望”，他致信王国维云：“弟今年六十，各事须结束，现拟专力此事。以前满腔热望，至此不得不冰消。公当笑为钝根也。”所谓“专力此事”是指罗振玉计划写一部《古玺印姓氏》之书⑥。虽然60岁后的罗振玉的政治热情还是基本上处于随时可以被唤起的地步——事实上后来也确实被高度唤起，这说明“以前满腔热望”并不是说冰消就能冰消的。我至今找不到王国维本人对政治“满腔热望”的记载，我当然是说将自己置于政治舞台上的这种热望，而非指对政治局面或有改善的热望。前者是人在舞台上，后者是人在舞台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