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近史所藏辛亥前梁啟超函札考釋

作 者:

作者简介:
馬忠文,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北京 100101

原文出处:
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康有為存札中包含一批梁啟超親筆書信。這些書信寫於甲午至辛亥時期,大部分未收入新編《梁啟超全集》。信中既反映出《新學偽經考》參案發生後康黨的應對策略、甲午戰爭期間的朝局;也披露出康黨策劃刺殺劉士驥案件的部分細節;有些函件雖然殘缺,仍可窺見辛亥前夕梁啟超的政治謀略和思想動態,值得學界深入研究和利用。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22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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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K257.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874-1824(2022)03-0181-07

       自戊戌八月政變後流亡日本,至辛亥革命爆發的十數年間,康有為、梁啟超及其保皇會門徒,一直活躍於海外,從勤王、保皇到立憲,他們不斷調整方略,在華僑中展開宣傳攻勢,並與國內各派力量秘密聯絡,努力擴大自身影響,時刻準備加入到國內的政治角逐中去。近二十多年來,有關保皇會時期康、梁活動的研究有明顯推進,原因在於陸續有新的第一手材料現身:從20世紀90年代發現的譚良藏康有為與保皇會資料,①到近年披露出的南長街54號梁啟超檔案,②以及康同璧南溫莎舊藏文獻,③毋庸置疑,這些原始文獻的出現,為學界深化這段歷史的研究帶來了新的契機。

       前些年,筆者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訪問時,有幸看到一批康有為存札,其中包括梁啟超19封親筆書信,時間均在辛亥前,④其中有些信函雖屬殘篇斷簡,依然彌足珍貴,可用以澄清歷史疑點,進一步豐富人們對康、梁活動的認識。

       一、信札來源之推測

       現藏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的這批康有為存札,收有清末民初名流梁啟超、宋伯魯、汪大燮、沈曾植、于式枚、章梫、溥偉、龍澤厚、瞿鴻禨等人寫给康氏的書信。有關這批存札的來源,台北近史所檔案館未見有相關說明。筆者推斷,可能是旅台的康有為之子康同籛(號壽曼,1908~1961)、同籠之子保延(1932~ )捐贈或轉讓給近史所的。

       如此推斷,理由有二:其一,1994年5月中研院近代史所出版的《康有為手書真跡》一書中,據王爾敏先生所寫序言稱,所收文獻原件均藏近史所,是首任所長郭廷以(字量宇)任期內從康氏子孫處“收購”而來的。⑤其二,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還藏有張蔭桓《甲午日記》二冊,也曾是康有為的舊藏,其中來源注“康先生”,時間是1968年11月5日,似是指康保延。⑥由此看來,近史所藏這批康氏存札可能也出自康家。

       康氏家屬向近史所轉售或捐贈康有為舊藏文獻,有其特殊背景和實際原因。原來,康同籛是一位機電工程師,他的母親是康有為的第二位夫人梁隨覺(1880~1969)。1949年同籛奉母到台,不料,1950年代末母子皆患重病,其子康保延軍中服役結束後,為照顧祖母和父親,也無法外出工作,導致全家生計陷入困頓。這種情況,引起台灣各界人士的關注,很快有人倡議為處境艱難的康南海遺孀和後裔提供經濟捐助,康保延並經張其昀介紹,進入中國文化大學工讀。⑦1969年7月,梁隨覺病逝後,宋美齡還贈予康氏家族一萬元作為治喪費。⑧瞭解康家這段特殊境遇,大致可知這批存札或與《康有為手書真跡》原件一起,同時被“購置”入藏台北近史所,時間應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

       此外,台灣學者蔣貴麟在學術研究中也利用過康家攜台之部分文獻。蔣氏在台長期蒐集康有為遗書文稿並加以整理校勘,先後輯印《康南海先生遺著彙刊》22冊(台北宏業書局,1976年),《萬木草堂遺稿》並《外編》3冊(台北宏業書局,1978年),其中就包括康保延提供的部分手稿及抄本“七十餘篇”。⑨此外,梁隨覺之女、康同籛之姊,定居香港的康同環(1907~1979)也保存着部分康氏家書,後由其婿、香港中文大學李雲光教授據以撰寫出版了《康有為家書考釋——康有為晚年思想及生活新證》一書(香港匯文閣出版社,1979年)。顯然,台北近史所藏康氏資料並非康同籛父子攜台文獻的全部,只是其中部分而已。

       當然,大宗的康有為舊藏資料被留在了大陸,由其後裔康同凝、康保莊、康保娥等人於1961年捐獻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包括康氏遺稿、往來函札、電稿、書籍、圖片等,這些遺稿經整理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分別出版《康有為與保皇會》(1982年)、《戊戌變法前後》(1986年)、《列國遊記》(1995年)、《萬木草堂詩集》(1996年)等。此外尚有康同璧保存於北京的一部分。目前,散見各處的康氏遺稿相繼出版或披露,漸有珠聯璧合之勢,使得學者能在研究中綜合參證,可謂學界之幸事。

       筆者所見台北近史所藏康氏存札中的19封梁啟超書信。有兩通已經由楊天石先生多年前整理引用過,⑩其他17封(包括8封便箋)皆未刊者,亦未能收錄於湯志鈞、湯仁澤編新版《梁啟超全集》中。(11)茲選取部分函札,對相關史實稍作考訂分析,以就教於學界同仁。

       二、應對《新學偽經考》參案與評論朝局

       康氏存梁啟超信札中時間最早的是光緒二十年(1894)八月二十四日寫的,原冊排序為第九函。當時,甲午戰爭已經爆發,康氏在粤,梁氏則在京,信中對京城士人所聞戰爭局勢,尤其是對《新學偽經考》參案和朝局動態的描述,都值得再做分析。該信云:

       讀七月廿九書,具悉一是。大軍以八月十八日失利於平壤,全軍盡殲……此間人民咸有愁慘之色。嗟呼,城闕煙塵,鄉關風鶴,百感交叢,一事無成,奈何奈何!……

       前參案屢發粤電,近更有事否?同學咸言進呈,某已言其不可,有公函覆諸君矣。即駁奏,覓人亦不易易,非肝膽交及深明此道者,安肯為力?且政府向無交情,曲折更數人乃始達之,未有能盡心者也。頃欲俟楊副憲出闈商之,惟太遲耳。原奏語甚辣,若有人從而媒孽,亦可召大禍,故某以為事若逼迫,則板勿愛惜也。一片江山,已近黃昏時候,縱為無道,亦只若嬴秦之於六藝耳,何足蒂芥?但在粵稍窒耳。其實已經此事,此後若有來遊者,必皆命世之才也,所缺者亦不過風流沾被之人,多寡不關輕重,聽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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