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2)06-0125-08 咸丰中期有漕八省相继开始的漕务改章，构成了晚清漕运体制改革的主体。其中同治初年正式启动的以改折均赋为纲领的江南(即江苏苏州藩司所属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五府州)漕务改章颇著成效，其制度规范基本保留到清末。咸同年间江南漕粮改折均赋的成功，影响很大，值得我们深入探讨，但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存在明显缺漏①。本文旨在把咸丰、同治年间江南漕粮改折均赋问题置于晚清漕运危机的大背景下进行探讨，以完整呈现这一重大改革举措从试水到取得显著成效的曲折进程，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分析这场改革大体成功的原因。 一、嘉道年间江南漕务急剧恶化 “乾隆盛世”刚一落幕，江南漕粮浮收就成为朝野关注的一大热点。嘉庆帝亲政之初谕称：“朕闻有漕各州县无不浮收，而江浙地方为尤甚，有每石加至七八斗者。”②道光间，苏松粮户“以三石之米价完一石之漕粮，畸零小户为累不堪，民情汹汹”③。龚自珍诗“国赋三升民一斗”，“独倚东南涕泪多”，就是当时漕粮浮收的真实写照。江南漕粮浮收，并非由全部粮户平均分担。世家大族“皆能以正供定额与州县相持，于是一切摊之于民户”，“因有大小户之名，一以贵贱强弱定钱粮收数之多寡”。④大小户之弊，唯苏松为甚，而苏尤甚于松。咸丰间，苏州绅士冯桂芬说他的家乡完漕之法，“不惟绅民不一律，即绅与绅亦不一律，民与民亦不一律”。绅户多折银，最少者约一石二三斗当一石，多者递增，最多者倍之；民户最弱者，折银约三四石当一石；强者完米二石有余当一石，尤强者亦完米不足二石当一石。⑤江南纳粮畸轻畸重，以至有“挖小户之肉，补大户之疮”⑥之说。正如日后两江督抚曾国藩、李鸿章所言，自明代以来五百余年，大小户名目积渐之习至今达于极点。⑦ 恰恰又天不逢时，嘉道两朝至咸丰初，“六十年中河决不下二十次”⑧。特别是道光三年(1823)大水，元气顿耗，商利大减，至十三年大水后，几至无岁不荒。又遇银价开始攀升而米价积贱，以至包世臣慨叹：“数十年无此贱米，数百年无此贵银。”其势“如大力人两头引绳，引急则中当必断”。⑨ 总之，漕粮浮收与大小户负担悬殊、灾害频仍以及银贵米贱等多重因素交相叠加，全部压力集中于贫弱粮户，漕务急剧恶化导致江南社会危机已接近爆发临界点。 嘉庆中，“江苏讼案，大半在漕”⑩，已透露出江南动乱的最早消息。道光六年江苏巡抚陶澍密奏该省上控(省控)：“溯查数年以来，无岁不有告漕之案，自百起至二三百起不等。”(11)再看多为大案要案的京控，“江苏为财赋重地，浮敛者重，故京控特多”(12)，但发回本省重审事涉胥吏浮收的京控案，“以虚诬惩办百姓者十之九，而以弊蒙惩办书差者十无一焉”(13)。上控、京控州县浮收渠道实际已被堵死，粮户不堪浮勒，遂聚众闹漕，哄堂塞署，甚或殴官杀差。道光后期，江南因漕起衅，酿成巨案的有道光二十六年苏州昭文金德顺拒捕杀差民变、佃农焚抢富户暴动以及接踵而起的太仓、镇洋民变等。迨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包世臣论漕，有“目下吴民，真若汤火中矣”，“此事凶危，实有什伯于与英夷搏战者”的告警，(14)而民间也久已流传“江南必反于漕”(15)的谣谚。 最高统治者倍感变通漕务以消弭社会危机的紧迫，诸如试办海运、招商采买、改征折色、推广均漕等变革方案相继提上朝廷议事日程，其中海运与折漕已展现出漕运体制改革的大概方向和路径，但道光三十年间或浅尝辄止，或议而不决。 道光五年，洪泽湖高堰漫口，运河节节受阻，道光帝命江浙督抚悉心筹议海运漕粮。次年春，海艘数千，一举将苏松四府一州漕米160余万石运抵天津。参与筹划海运的魏源充满期待：“诚使(海运)决而行之，永垂定制。”“举百余年丁费之重累，一旦释然如沉疴之去体。”(16)所谓“丁费”，通称兑费、帮费、津贴，由州县随漕征收帮贴挽运旗丁。以兑费最重的松江计，每船(载米600石)银千两，(17)每石随征兑费银竟高达一两六七钱。浩繁尤巨的兑费迫使州县不得不浮收，同时又为贪婪牧令恣意浮收提供了口实。而易河运为海运，兑费自当裁革，由此而大减浮收。但道光帝从保障京师百官、八旗粮食安全考虑，坚持“海运本非良策”，规复河运方“为一劳永逸之计”，(18)以致终道光之世，海运不过偶一试行而已。 折漕，即漕粮改征折色银钱。道光二十八年，皇帝亲自推出了具体的南漕改折方案，随后又明确申谕：“南漕改折一层，朕以外省浮收勒折情形，民不堪命，意在苏其积困。”(19)由于两江督抚李星沅、陆建瀛持强烈反对意见，道光帝最终放弃折漕，命“仍照旧章办理，毋庸分成议折”(20)。表面上看，似乎督抚尾大不掉，其实不然。道光帝方案关键一环是以折漕银两“循照成案”采买米石，李星沅、陆建瀛指出这根本行不通。江苏漕粮改折“成案”，粳米每石折银一两，这是百余年前所定例价，而如今市场米价已不啻翻倍，一两怎么够采买之用?(21)如朝廷明令各省征漕每石折价随市价浮加，则是显违祖制家法的加派漕赋!道光帝断不肯背上“加赋”恶名，只好黯然收回成命。 包括海运与折漕在内的变通漕务方案虽然不同程度触及了清初以来通行二百余年以漕粮征实、官收官兑与河运漕粮为基本框架的漕运体制，缓解了漕务积弊引发的社会危机，但结局却一次次止步于改革的十字路口。久任江苏的林则徐感慨：“漕务势成积重，如医家之治久病，见症易而用药难。”(22)日后两江总督曾国藩说：“臣历观道光年间诸臣之奏疏、宣宗之谕旨，言及州县浮收、旗丁帮费，未尝不深恨次骨，终以积重难返，莫可如何!”(23)嘉道以至咸丰初，半个多世纪的时光就这样蹉跎过去了，道光末，冯桂芬满怀忧愤向曾任苏抚的林则徐倾诉：“州县敛怨于民，深入骨髓，一旦有事，人人思逞。”“非大有以振刷而挽回之，更一二十年，流弊尚可问哉!”(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