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晚清以来，各式各样的革命留下了诸多动员文本，如布告、檄文、口号、标语、宣传册、报纸、书刊、歌曲等，直观地显示了革命者的思想旨趣及其表现形式，以及革命动员的内容与策略，较易引起研究者的兴趣。以往学界对革命动员的考察，多侧重动员的思想与文化、策略与方式、过程与效果等，且对这些问题的追问与解释已成革命史研究的一种常见路径。其长处在于容易建构起动员者与受众之间的联系，有助于考察革命动员的宏观面相、实际结果及其成败得失。 然而，这一学术理路比较注重文本生成后的传播过程、理论意义和实际影响，至于形成文本的语言技术，包括用语立意、组织架构、逻辑修辞，以及行文立意与时代语境的贴合度、文字水平与民众接受能力之间的势差等内容，却在无形中被忽视。这些内容不可谓不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到革命语言的接受度，甚至可能会对后来的历史产生关键影响。故此，拓展视域，转移理路，向文字本身寻绎革命动员的力量，就显得尤为必要。 语言文字之所以对革命动员非常重要，与语言作为社会传播主要媒介的性质有关。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反过来又会极大地影响后者，而这种影响主要通过语言的语义、语意及语艺来实现。语义是语言的抽象含义，指人产生的想象性思维与逻辑性推断，影响甚至形塑着人的理性认知；语意，指语言所表述的具象内涵，是语言文字的原本意思；而语艺就是语言的艺术性，体现在音韵节奏、修辞技巧、语气表达、行文逻辑等各个方面。对革命语言，特别是战斗檄文等纲领性文件来说，三者的特征更为明显。从语言自身着眼，进行技术性解析，不仅有助于推进革命史研究范式的转换，而且对深化相关历史认识也有一定作用。尤其是革命动员文本的比较研究，在这些方面的效果可能更为明显。 作为晚清最重要的两次革命，太平天国运动和辛亥革命的动员文本固然很多，但1852年前后杨秀清、萧朝贵发布的《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以下统称“杨萧三谕”)，①与1907年同盟会在《民报》增刊《天讨》上刊布的《讨满洲檄》无疑是各自的代表性文本。两者均为檄文，是革命动员中最具有战斗力的文体，故可作为革命动员文本比较研究的恰当案例。 然而，目前学界对这两次革命动员的研究多是“各自为战”。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革命动员，学界较为关注其文书中宣扬的“反满”、崇拜“上帝”等思想，侧重解读洪秀全等人如何利用宗教思想动员民众，近来也有一些学者专门考察太平天国革命动员的宣传策略与技术。②至于“杨萧三谕”，虽已有不少相关成果问世，但就内容而言，或是考证其颁布时间、版本源流；或是立足舆论战的角度，审视其与曾国藩《讨粤匪檄》的对立效果。③有关辛亥革命动员的研究也基本以活动考察、思想分析、心态探究为主。④具体到《讨满洲檄》，学界的专门考察不多，有学者将其作为同盟会“反满”革命策略之一进行探讨，以窥探同盟会的反清思想。⑤而关于“杨萧三谕”与《讨满洲檄》的比较研究，尚未见专题成果，仅见相关学者在论及近代“反满”思想的发展过程时，会以这两组檄文为底本，讨论后者对前者的某种继承关系。⑥ 由上可见，尽管学界对于太平天国运动和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早已成果斐然，关于两者革命动员策略与效果的讨论，也早已不是一个小众话题，但政治语言在这两次革命的檄文中如何发挥作用，即所谓“文字本身的力量”，值得进一步认识。故此，本文拟从语言学的视角切入，通过剖析两份檄文的“立意”“立论”及“立言”技术，来诠释文字之于革命动员的功用，以期加深对晚清两次革命之动员的丰富内涵与复杂效果的认知。 二、从“赋魅”到“祛魅”：历史观与立论依据 行文以立意为先，“意”立“气”行，檄文方可令人信服，革命才能师出有名，名正言顺。而“意”要立得稳、立得正，就必需有恰当和充分的论据。虽同样意在推翻清政府，但“杨萧三谕”和《讨满洲檄》的立意旨趣与立论依据不尽相同。前者体现了宗教和神话的特色，后者则突出民族历史的底色。 对“杨萧三谕”而言，从宗教和神话两方面解释历史源头，说明满洲“非我族类”，乃其全文基调。洪秀全早年科举不利，转而信奉基督教，并创立了融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于一体的上帝教，太平天国运动的动员文本表意因而充满了宗教色彩。“杨萧三谕”之《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以下简称《奉天讨胡檄》)开篇便提出“上帝之天下”与“满洲之天下”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将民众视为“上帝”之子，以此与“满洲”相区别；并强调“上帝”乃中国之根源：“名中国为神州者何?天父皇上帝，真人也，天地山海，是所造成，故从前以‘神州’名中国”。⑦而《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则详细指出“天父皇上帝”乃“当初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是掌握一切、权能无边无际的神人，而“天下万国，俱有记及皇上帝之权能”。⑧在《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中，杨秀清等人直接警示民众注意自己的身份来源，将“上帝”嵌入民众意识当中，宣称“尔等尽是上帝子女”，“尔等肉身，是尔凡肉父母所生；尔等灵魂，是上帝所生。上帝是本军师亲爷，亦是尔等亲爷，又亦是天下万国人民亲爷”。⑨三份文本的叙述可谓是相互配合、相辅相成。“杨萧三谕”还有意刻画“中国”与“胡虏”之对立，如“夫中国，首也；胡虏，足也。中国，神州也；胡虏，妖人也”，⑩给人留下两相敌对之感；并称“细查满鞑子之始末，其祖宗乃一白狐、一赤狗，交媾成精，遂产妖人，种类日滋，自相配合，并无人伦风化”。(11)从中可见太平军对“满洲”身份的定位及对其历史来源的解释其实存在一定的虚构成分，但文内“神州”“父母”“亲爷”“皇上帝”等词汇又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体制色彩，具有中西杂糅、政教结合的特征。(12)檄文如此表述，最终目的在于凸显“中国”与“满洲”的区隔，从而解构清政府的合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