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是俄罗斯历史发展的关键节点。苏联经历了政治经济剧变，并最终土崩瓦解。与此同时，俄罗斯领导人确定了全面转型路线，为未来的国家发展选出了方向。在这一时期，农村土地制度的变化异常关键。农村土地的所有与经营制度属于国家的核心制度，不仅直接影响农业发展与社会稳定，而且关系政权的法理基础与政治局势，对一个国家的意义不言而喻。苏联农村长期生存于农庄农场体制之下，这种体制的基本要素是土地国有和集体经营。苏联末期，农庄农场体制开始瓦解，不仅行政管理和集体劳作被打破，而且农村土地所有制也发生突变。整个过程错综复杂，伴随着多方力量的彼此冲突与相互推动。这段历史对俄罗斯经济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开展相关研究意义重大。研究这段历史，有助于全面总结苏联解体的教训、综合探析俄罗斯的转型、加深理解俄罗斯的现状。对于这段历史，当代俄罗斯的若干学者进行了初步分析与反思。①西方学者则把关注点放在了政策的设计与执行上。②中国学者对于该问题的研究也已起步。③然而，中外既有的研究尚未克服两个弊端。第一，没有以宏观的视角探究农庄农场体制瓦解的背景，尤其是对当时的总体形势诠释不足。第二，没有充分利用史料，缺乏对于官方文件和数据的分析解读。如今，在综合使用各类史料以及遵循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这段历史进行更深入的考察。本文致力于解答苏联末期围绕着处理农庄农场体制出现了哪些方针，这些方针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联和冲突。本文的时间范围涵盖1987至1991年，即从戈尔巴乔夫启动经济改革开始，到苏联停止存在为止。为了叙事简明，本文只关注俄罗斯，略过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方针。 一、农业问题严重，体制非改不可 苏联领导人通过农业集体化在农村建立了全新的秩序，又以宪法条文的形式把这种新秩序巩固了下来。根据1936年版的苏联宪法，全部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交由集体农庄与国营农场无限期经营。④本文将这种农村土地的所有与经营制度称为农庄农场体制。集体农庄与国营农场(以下简称农庄农场)是基本的农村土地经营单元。农庄农场的领导层把绝大部分土地用于农业生产，通过行政命令领导成员集体劳作。作为有限的让步，农庄农场的领导层把小部分土地交由成员经营私人副业。农庄农场体制符合苏联领导人长期坚持的理念，同时也为工业化积累了大量的资金，推动了苏联的强国建设。但是，农庄农场体制在确立之初就表现出明显的弊端。不管是农业管理者还是农业劳动者都缺乏自主权和经济刺激，因此生产积极性极低。全国农业生产效率很低，农产品产量增长缓慢。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的战略态势大大改观。之前的工业化模式已不再具有必要性，生产者的积极性受到更多重视。苏联领导人试图从自主权和经济收益入手，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与工业、建筑业领域的改革大体同步，苏联领导人在农业领域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政府略微扩大了农庄农场的自主权，部分推行多劳多得的原则。看到政策松动，一些农业劳动者自发探索出了承包制。小规模的包工队承包一片土地的生产任务，自主安排土地经营，根据完成情况核算。遗憾的是，在六七十年代之交，苏联领导人转向保守，中断了各个领域的改革。靠着巨额的石油出口收益，国内稳定暂时可以维持。但是，生产效率低下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日趋恶化，尤其是在农业领域。农庄农场体制被重新强化，固有的弊端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越发突出。 进入80年代，苏联农业效率低下的状况已经昭然若揭了。仅以粮食为例。1981至1985年的年均粮食收购量只有6580万吨，⑤明显少于1976至1980年的7600万吨。⑥而1984年的粮食收购量只有5574万吨，创下1976年以来的最低纪录。⑦更何况，每年在运输和储存过程中还要损耗1500万至2000万吨粮食。⑧与此同时，随着人口总量不断增加和生活水平保持稳定，苏联的国内食品需求量持续增长。毫无疑问，本国生产的粮食根本无法满足国内需求，苏联领导人只能通过大规模进口粮食来缓解压力。自1976年之后，苏联一直保持世界第一大粮食进口国的地位。1976至1980年苏联的年均粮食进口量已经超过2100万吨，⑨而1981至1983年这一指标更是达到3500万吨。⑩1984年苏联仅从发达国家就进口了3633万吨粮食。(11)越来越大的粮食进口量不仅加重了苏联的经济负担，而且损害了苏联的国家形象。这深刻地表明，苏联农业已经陷入危机，农庄农场体制必须改革。 二、深化承包制，效果不理想 从1987年起，戈尔巴乔夫逐渐意识到，农业问题的根源在于僵化的农庄农场体制。他提出，“人们已经不会独立负责地思考和行事，而是习惯于被动地等待上级的命令”，“如果不改变制度，形势就不会好转，投入再多的技术和资源也无济于事”。(12)至于怎么推行改革，戈尔巴乔夫从中国的农村改革当中获得了启发。他称赞道，“中国农民不仅分到了土地，而且获得了经营自由”，因此，“中国虽然一穷二白，却能在四年内增产一亿吨粮食”。(13)戈尔巴乔夫鲜明地提出，60年代扩大自主权的方针不仅要恢复，而且要强化。具体方式是，要把农业经营单元缩小，让劳动者能够全权使用生产资料，特别是土地。他还专门讲到，不管如何改变农业经营单元，“只要不改变土地所有制，就谈不上破坏社会主义”。(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