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是處理關係的藝術，即既能謀取利益又不致引起衝突。外交的目標是在地理、歷史、經濟等方面進一步增加本國的利益，它尋求國家利益的最大化而又不使用武力，最好還能避免招致怨恨。①人類爲了生存和發展，在不同的空間形成了不同的部落、種族，最後形成大小不等的國家。外交作爲一門由來已久的關係術，在史前社會就已經存在，而直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它也仍然是處理國與國之間關係的經常而又必要的手段。根據維基百科(Wikipedia)所示，外交的種類有預防性外交、公共外交、金錢外交、炮艦外交、核武外交以及軟實力等，這是基於西方和現代外交歷史的實際情況總結出來的。但如果觀察東亞歷史上的外交，我們可以列出一項極具特色的種類——詩賦外交，即通過詩賦唱和的方式，以達到外交的目的。它既不像金錢外交那樣銅臭四溢，不像炮艦外交那樣耀武揚威，也不像核武外交那樣爾虞我詐，而是以文明禮貌且不失優美的方式(即便也存在“競爭”)，成爲外交關係中的黏合劑和潤滑劑，其精神實質還是今日外交的理想。在東亞外交史中，詩賦唱和是一種常態，正如中村榮孝所説的，在外交場合以漢詩唱酬筆談，“乃中國文化圈的同文諸國間習慣化的國際禮儀”。②雖然十六世紀意大利外交家奥塔維亞諾·馬吉(Ottaviano Maggi)在其《論大使》(De Legato，1596)中説到，一個理想的外交官，除了要懂得神學、哲學、法學、拉丁文以及希臘語、意大利語、法語、西班牙語、德語和土耳其語(卻不包括英語)外，還要懂得音樂與詩歌；西方近現代外交史上也有外交官兼詩人者，如法國的保羅·克洛岱爾(Paul Claudel)、希臘的喬治·塞菲里斯(Giorgos Seferis)、英國的托馬斯·懷亞特(Thomas Wyatt)等，但只能算是外交家的個人修養和才能，並没有形成外交場上相對固定的“禮儀”。所以，“詩賦外交”還是一個令西方世界和現代社會相當陌生的概念。 一 淵源 中國自西周分封裂土，有71個諸侯國，其中姬姓子孫有53國。③對於各國的風氣和禮制，天子常派使者去各地訪問。《詩經·小雅》開卷三首，即《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據説就是周公本于文王之道所作的樂歌，内容分别爲宴請使臣、慰勞使臣和派遣使臣。因爲《詩經》是東亞知識人的必讀書，所以在後世與外交有關的文學中，這三首詩就被經常提及，而“皇華”也成爲使臣的雅稱。西周外交場合的具體情形不得詳知，但到了春秋時代，由《左傳》等文獻的記載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各諸侯國使臣在外交場合的外交語言中，運用得最普遍、最巧妙的就是“詩”，也就是後人所説的《詩經》。這種交際方式，也被稱作“賦詩言志”。《左傳》中的賦詩，見於今本《詩經》所載者凡53篇(重見者不在其列)，清人勞孝輿的《春秋詩話》有所輯録。所以孔子才把在外交場合的應對看作學《詩》最重要的作用，所謂“不學《詩》，無以言”；④假如學了《詩》而又不能在應對中起作用，就等於未學，故有“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⑤之説。國與國之間，是意欲結盟、中立還是對抗，往往通過“賦詩言志”的方式來傳達。雖然大多使用了“詩”的引申義或斷章取義，但對於富有修養的使臣來説，都是能够正確領會其弦外之音的。⑥這就成爲後來東亞詩賦外交的淵源和典範。 詩賦外交的運用，可以是官方的，也可以是民間的，後者所體現的是一種廣義的外交。其目的並非與國家之間的政治、軍事、經濟等所謂“軍國大事”相關，更多的是人與人之間的感情交流，從而形成某種文化認同，屬於“軟實力”(soft power)範圍。唐代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高度開放的朝代，同時在文化上又是一個“詩”的時代。新羅朝真德女王在唐高宗永徽元年(650)親製五言古詩《太平頌》，織爲錦緞以獻，堪稱代表國家的詩賦外交。⑦更多外國人來到長安，與唐人結下“文字交”。如果要考察東亞的情形，則唐人與日本、新羅、渤海、安南的使節、文士、僧侣的相互酬贈、唱和、聯句作品尤爲引人矚目。⑧而在日本的史書如《續日本紀》、《日本後紀》、《續日本後紀》、《文德天皇實録》、《三代實録》，文集如《懷風藻》、《經國集》、《扶桑集》(總集)、《菅家文草》、《田氏家集》、《都氏文集》(别集)等文獻中，也保留了部分新羅、渤海國與日本的外交史料以及使臣與日本文人的酬贈之作。這些事迹和作品，在江户時代的日本文人中，還常常興起一番緬懷和思古之情。 正式刊印外交詩賦始於北宋神宗熙寧、元豐年間，著名者有《高麗詩》《西上雜詠》和《小華集》。前兩者見《郡齋讀書志》，後者見《高麗史》，謂朴寅亮、金覲使宋，“宋人見寅亮及覲所著尺牘、表狀、題咏，稱嘆不置，至刊二人詩文，號《小華集》”。⑨但這些作品，或爲高麗使臣之作，或爲中國文臣與高麗使臣對神宗皇帝御製賜詩的和作，還不是宋麗文臣與使臣之間的唱和之作。但這些都爲典型的詩賦外交奠定了基礎。而在高麗文壇上，我們也能看到一些文臣送給日本僧人兼使者的詩賦之作，比如在他們的文集中，就有李穡《雪梅軒小賦爲日本釋允中庵作》、金九容《送日本使》、成石璘《送日本文溪禪人還歸》、李崇仁《送日本使者慶菊》、權近《送日本釋大有還國》等作。而從朝鮮世宗三十年(1448)朴彭年的《送日本釋文溪使還詩序》中寫到的“樽俎從容，相與賦詩，以觀其志。而事浚成敗，皆可徵不誣”⑩來看，朝日外交場上“賦詩言志”的作用甚大，顯然也是自覺繼承了中國春秋時代的傳統。 十五世紀以降東亞世界中的詩賦外交，在中朝、中越、中日、中琉以及朝日、朝越之間有著廣泛的展開。但以傳世文獻之多、時間規模之久而言，是以十五世紀中到十七世紀中明鮮(明代和朝鮮)之間的《皇華集》傳統與十七世紀中到十九世紀初朝日之間的“和韓唱酬”(或曰“桑韓唱和”)(11)傳統最爲典型，根據這兩類文獻起訖，始於明朝景泰元年(1450)，終於日本文化八年(1811)，前後約三百六十年時間，形成了東亞詩賦外交的兩種不同模式——“文和”與“文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