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9992/j.cnki.1000-2456.2022.03.001 资产阶级是近代中国的一个新兴阶级，在近代中国发挥过划时代的重要作用，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有各党各派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学术家对中国资产阶级(或称为商人)进行过不同程度的研究。不过，对资产阶级作全面而深入的学术研究，则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后开始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其研究的视角和领域不断创新发展，并取得了许多成就。在这一资产阶级研究的学术发展过程中，章开沅先生可谓是一个重要的推进者和实践者，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视角、方法和观点，一步一步地引领学术界的资产阶级研究不断进取。 一、从政治性格研究到辛亥革命阶级基础研究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资产阶级研究，沿袭之前的研究路径，围绕资产阶级的政治性格展开。所谓资产阶级的政治性格，也就是由资产阶级内在因素所决定的政治立场和表现，研究所及的内容，主要是：(1)资产阶级的来源和业别结构；(2)由不同来源和业别造成的资产阶级各种类型，如买办、官僚、民族资产阶级，工业、商业、金融资产阶级；(3)从其所拥有的资本大小和身份高低划分层级，即上、中、下层资产阶级，或大、中、小资产阶级；(4)以资产阶级不同类型认定其政治上反动性、进步性、摇摆性、软弱性或两面性。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性格如何，当然是资产阶级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当时的研究大多是从理论逻辑和毛泽东的有关论说出发进行的笼统的研究，正如章开沅先生所说：“多年以来，我们对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论述，大多囿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的成说。”①“我们对于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研究方法往往是‘一揽子’式的，而且多少有些满足于买办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中下层之类现成的结论。”②因而缺少历史实际状况的考察。 章开沅先生对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也以资产阶级政治性格研究开其端，于1961年在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了《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③一文，但其研究的路径与当时的同类研究大有不同。从题目来看，这篇论文旨在考察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性格表现，结合辛亥革命的“准备”、“爆发”、“失败”三个阶段论述其不同表现，以史实揭示资产阶级既“具有民族民主革命的要求”，又“不敢彻底反对封建主义”的两面性。因此，该文将资产阶级政治性格的研究从泛泛的“成说”研究推进到史论结合的实证研究，而且开启了辛亥革命阶级基础研究的序幕。 如果说章开沅先生的上述文章是对资产阶级政治性格的整体性探讨，那么他随后开辟的张謇研究则是个体性剖析。他自述从事张謇研究的经过说，1961年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后，他“深感自己并没有具备从宏观上研究中国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必须先从企业和企业主的个案研究着手，然后再逐步扩大自己研究的广度与深度”，1962年9月下旬，他从上海乘轮船前往南通，“正式起步”研究张謇④。由此可见，章开沅先生研究张謇的用意是为了深化资产阶级上层的研究，认为要深入进行整体研究就必须结合典型资本家个体的研究。他之所以选择张謇为典型研究对象，其中的一个主要理由是：“张謇是过渡性时代、过渡性社会中的一个过渡性人物，他以一个农家子弟经过科举成为士人群体的成员，又从士人群体的低层逐步上升到高层，然后再从士人群体向商人群体转变，进入新兴资产阶级的行列。”⑤张謇的这种身份转变过程，正是由传统绅士转化而来的绅商群体的典型，集中反映着这一群体的基本性格。而绅商(包括由商及绅的大商人)则是清末民初资产阶级上层的主要构成部分，研究张謇旨在从张謇及其所涉的群体活动透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性格，力图构建一个整体与个体相结合的综合研究体系。在这种学术思想的指导下，章开沅先生很快“在1962年至1964年期间”，“写成了这本传记(《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的初稿”⑥。但该书因时局的关系未能出版，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经过修改，才于1986年出版。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像章开沅先生那样对资产阶级人物做专门系统研究的学者尚未见到，该书可谓是首倡之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章开沅先生的学术研究基本中断，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得以重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研究。这时，他的主要任务是编写辛亥革命史，但资产阶级研究仍是其中的重要一环。1976-1977年间，在《辛亥革命史》编写组历次会议上，他指出，“辛亥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要敢于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胆识来拨乱反正，坚持正确地、全面地评价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⑦，并把资产阶级问题作为辛亥革命史研究中亟须解决的“三个问题”(另外两个问题是人物评价问题、中外关系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 更有创意的是，章开沅先生注重从社会环境和阶级基础的角度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他尖锐地指出：“人人都说辛亥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可是并非人人都重视对于这个阶级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的调查研究。”⑧其言下之意就是说，既然辛亥革命已被公认为资产阶级革命，那么首先应该理清这一革命的阶级基础——资产阶级。他后来在阐释自己的研究路径时说：“对于辛亥革命史的探索，我的工作是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问题开始的，而且以后也一直以此为侧重点。就研究序列而言，开头是透过资产阶级的活动轨迹剖析其阶级性格，然后再着重研究辛亥革命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可以说是一种逆行的探究。”⑨这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视角，一个先行的实践，富有启发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