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在西学东渐和“开民智，兴民权”的时代浪潮下，产生了一批题材内容和制作技艺均有别于传统旧年画的新年画。辛亥革命后，在直隶教育司和民间力量共同作用下，这批具有新思想意识的年画样稿被称为“改良年画”，因“既反映民俗生活，又极富时事政治色彩，兼及新人新事、新的伦理道德和新的社会风尚”①，起到鞭笞封建陋习和启发民智的社会宣教作用。 目前对于改良年画的研究，有两种不同的路径。一是秉持历时性的艺术功能论视角，梳理其历史发展脉络和社会价值。例如改良年画“开启了年画作为一种特殊的海报形式为政要服务、为政府推动改革和宣传服务的中国海报新方式，进而使年画成为官方对广大民众的宣传利器”②，同时西方石印技术、新闻画报等新社会现象对幽默讽刺年画、维新启蒙年画和新鲜事物年画③的绘画风格、功能转型也产生影响，等等。二是从图像与其所在时代语境的关系视角出发，就其创作、传播和应用语境讨论其社会价值。如“改良年画都是启蒙运动中一种不容忽视的思想载体和视觉媒介”，“从理论上讲有益于缓解近代以来城、乡之间知识鸿沟日益扩大的趋势”④等等。此外，关于改良年画中女性形象的讨论，大多围绕女学兴办、女权独立、性别意识觉醒、参与社会工作等关乎近代妇女解放的内容展开。如胡小京将改良年画与天津近代女学兴办相联系。⑤侯杰、王凤以杨柳青改良年画为例，讨论了女性身份、社会角色和地位的转型过程。⑥ 对于从语境出发分析图像背后的历史、观念和社会，许多学者在此已颇有见地。从文化价值角度而言，图像资料“蕴涵着某种有意识的选择、设计和构想，隐藏了历史、价值和观念”⑦。在结构主义、功能主义、符号学的影响下，“社会人类学者经常把所研究的社会—文化单位看成稳定的整体”⑧。因此，可以从文化整体观、符号和场域视角着手，深入研究图像的产生、发展和传播等方面与社会文化变迁的内在联系。 在清末民初迫切需要唤醒国民意识的社会语境下，女性是被压迫得最深重的群体，容易成为彰显社会进步、分解旧社会家庭结构和开启民智的代表性符号。因此，改良年画中的女性形象具有较强烈的时代象征和时政性意味。而在面对国家与地方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尚未达到互相融合的“共洽”状态时，“自上而下贯彻下来的国家制度是必须接受的‘既成事实’，[民众]接受的过程也是尝试、斟酌、置换、再造的过程，以谋求与自身当下的生存状态的恰当对接”⑨。不同群体、个体之间的权力关系网络通过调适来瓦解旧的场域，建构新的场域，最终达成某种平衡。探究改良年画所蕴含的妇女解放内容和权力群体的场域互动，具有特定历史时期的代表性和象征性。 本文试图从清末民初改良年画女性形象的变迁中，分析其背后反映的西学东渐进程、女性社会角色变迁以及社会礼俗秩序变迁，继而从民众主体的身体实践视角把握改良年画中的女性形象背后所反映的“生活美”和“文化美”。 一、思想启蒙：晚清女权意识的觉醒与传播 改良年画中相对独立的女性形象产生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受到来自晚清报刊和近代启蒙思想的深刻影响。清末的女权意识觉醒伴随近代西学东渐和国家民族话语的兴起，是对两性关系的重新审度，是涉及民族危亡与个体解放、传统与现实、精英与民众之间的权力过渡与“博弈”过程，体现对女性身份、形象、社会角色场域的重新建构。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新旧过渡、内忧外困的历史时期，民族矛盾、社会阶级矛盾空前尖锐，需要借助某种工具实现上下连通，唤醒国民意识，团结民族力量来共同抵御外辱。而《女子世界》《点石斋画报》等报刊关注到了底层民众的现实生活和女性的潜在力量，通过描绘时事新闻和反映社会现实，不仅促进了女性解放和女学兴办，也对改良年画产生和发展起到思想启蒙和内容创新的引领作用。 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的互动关系由最初的洋人主动输入，转变为国人主动学习西学所包含的科学技术、近代学堂教育、政治制度和启蒙思想，并将其与本土文化和社会风俗进一步融合，推动传统社会结构和民众思想观念不断变迁。“晚清时女权主义曾点滴传入中国，至五四时期才被大量介绍过来”⑩，因契合“天赋人权”“民主”“平等”的先进理念，而被进步学者们频繁使用。女性作为长期在封建体制下被压迫的社会力量，重新被融入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浪潮中，标志着近代女性解放新阶段的来临。 一般情况下，衡量女性的社会价值大小，是基于她们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行为，想要提升女性的社会影响力，转变其传统角色定位，需要在价值观念上赋予其权利。早期学者们提出性别平等、男女平权的观念，指出女子可以与男子一同抵御外辱，共同承担起救亡图存的家国重任。康有为将男女平等上升到“天理”层面，认为“故以公理言之，女子当与男子一切同之……此为天理之至公，人道之至平”(11)。秋瑾提出“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12)莫虎飞呼吁“是故男子当尽爱国之责任，女子亦当尽爱国之责任；男子当尽国民之义务，女子亦当尽国民之义务”(13)。以上言论为近代妇女解放思潮和反帝反封建革命思想理论奠定了基础。清末以《女子世界》《女学报》《中国女报》《中国新女界杂志》为代表的三十余种女子报刊(14)和《女界钟》《女界泪》等专著(15)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后期伴随女性精英阶层的壮大，服务于女性主体权利的声音和诉求也逐渐扩大。秋瑾、何震、吕碧城、康同薇、孙清如等人的言论逐步得到认可，妇女解放与和男性一同参政、受教育，享有婚姻自由的话题一起成为社会变革期间重点关注的“社会新象”。民国初年，在“青黄不接”、外债严重的情形下，一些有志之士考虑到国内“女子被束缚于家庭，缺乏就业机会和独立地位”(16)，希冀通过发展职业教育，发展实业救国，由此“职业教育和女子教育都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17)。此时“观照女权，倡导女界”的自我赋权，借助报纸、学堂和演说这“传播文明三利器”(18)，女界革命思潮迅速向社会各界扩散，为晚清改良年画中女性形象的变迁提供了思想启蒙和内容先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