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346/j.cnki.37-1101/c.2022.03.02 迄今为止，对晚清史的解读有两种不同的视角。一种见之于人们所熟悉的“失败”叙事。自1840年鸦片战争始，晚清中国不仅在对外关系方面屡遭列强入侵，被迫签订了一系列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且在内政方面的各种变革努力，无论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还是自下而上的起义或革命，最终均未取得真正的成功。至于晚清历史为何充满挫折，既往的研究提供了各种解释。其中一个显而易见的因素，是19世纪以来列强的对华军事和经济侵略。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不仅打断中国自身的经济和社会演进历程，而且通过攫取一系列在华特权和利用不公平贸易手段，阻碍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的成长。这一历史叙事，事实上构成从20世纪50年代起在中国近代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革命史范式的核心特征之一。而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和现代化研究中，国内学者越来越多地倾向于从内部寻找原因，把近代中国的失败归结于自身种种“落后”症状，包括清朝统治者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精英阶层重文轻武、因循守旧，以及对外关系上排外仇外的态度和颟顸无能的表现等。 海外学者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也把晚清的失败归咎于儒家意识形态和相关制度的羁绊。70年代以后，人们倾向于从19世纪之前的历史中寻找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把焦点投在经济、技术和社会层面。其中影响较大者，先后有伊懋可提出的高度均衡陷阱说，黄宗智的内卷说，以及彭慕兰的大分流说。他们之间的不同在于，伊懋可和黄宗智都认为人口压力及由此所带来的劳动密集化是中国经济落后于欧洲的根源，而且这种落后在明清时期一直存在；彭慕兰则认为中国的落后只是发生在1800年以后，而在1800年之前，中国与欧洲在生产力水平和人均生活水平方面并无实质差别，都有因人口压力而陷入劳动密集化困境的趋向①。 不过，除以上种种失败叙事之外，近几十年来，强调中国在19世纪走向近代的过程中取得“成功”或“进步”的论说也日渐增多。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者曾展开有关近代中国历史主线的讨论，其中一种观点认为鸦片战争后的中国除沦为半殖民地这一“向下沉沦”的过程外，还有从封建主义过渡到半封建或半资本主义这一“向上发展”的过程，且认为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资本主义化”或“近代化”的先河。此后在日益兴盛的中国近代化或早期现代化研究中，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晚清在国防、外交、工商、教育、公共卫生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从而推动中国近代史学界现代化范式的流行②。 同样的趋势见于海外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例如，艾尔曼对中国近代科技史的研究即试图论证，晚清从19世纪60年代起在通过译书引进西方科技以及制造业和军事的近代化方面，曾在整个东亚地区处于领先的地位；只是甲午战败才导致人们回望过去，认为中国在与日本的竞争中成了输家③。有关1870年代和1880年代的轮船招商局和其他洋务企业的研究，也强调这些举措在打破外国垄断、发展本国工商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至于文化传统在晚清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人们也不再聚焦于其消极的一面，而是强调经世致用的儒学传统对洋务事业的正面影响。 以上各种解释，视角不一，所关注的问题也往往不在同一层面。海外学者解读中国为何“落后”的问题，焦点多在经济、技术和人口层面，且集中于19世纪之前。而相当多的晚清史研究，无论来自国内还是海外学者，所关注的要么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走向近代的各项成就，要么是晚清内政外交屡遭挫折的根由，焦点多在国防、外交、洋务、政治、思想等领域。这些研究，对晚清历史无论是持“唱盛”还是“唱衰”的立场，所提供的多为局部画面。迄今为止，从近代国家形成或转型的宏观角度进行的较为系统的探索尚不多见。本文试图就此做初步尝试，旨在国内外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概略性的诠释架构，希望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同仁的更多关注。 所谓“近代国家建造”或“国家形成”，是早期近代即从16世纪开始延续数百年的漫长历史过程。在此之前，世界上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或主权国家，只有大大小小不同形式的政治实体，诸如帝国、属国、公国、领地、城邦等。在中世纪晚期的欧洲，这些名目不一的政治体杂乱多变，数目约在200-500个。清朝则以天朝上国自居，与周边邻国维持着亲疏程度不等的朝贡关系，彼此之间同样不存在近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概念。但从16世纪开始，欧洲各地便已开启国家重组和建造过程。经过长期竞争、兼并，到19世纪中叶，这些政治体的数量减至100个以内，到19世纪末只剩30个左右④。其中绝大多数为近代民族国家，在国际法框架下拥有领土主权，国与国之间边界分明，法律上平等相待。 至于国家形成背后的动力，既往的研究指出各种制约和驱动因素。早期著述多侧重地缘政治角逐尤其是国与国之间的军事竞争。后来的研究更深入到决定地缘竞争胜负背后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国家财政汲取能力。以“财政—军事国家”为核心的分析架构因此在最近一二十年日益流行⑤。除地缘、军事和财政因素之外，也有研究者指出历史文化传统、宗教、法律以及触发国家形成过程启动的特定时空背景等诸多因素，导致各国走上不同的建国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