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在河北新城县北场村发现两座古代墓葬,1962年刊发《河北新城县北场村金时立爱和时丰墓发掘记》①,公布了相关的考古资料,因出土有“大金勤力奉国功臣开府仪同三司致仕钜鹿钜王时公墓志铭”和“故礼宾使时公墓志铭”,断定为金代时立爱家族墓葬。该墓葬发掘时已被盗掘,难以完整还原墓葬原境,公布的资料尚有缺环,如缺失时丰妻的墓志和时立爱神道碑碑铭等。因此完整的资料还有待进一步确认。但先后出土的石刻碑铭资料保存相对完整,提示时氏家族成员在此地聚族而居,绵延至少八世。自发现至今,持续引起学界的研究和关注,墓志和神道碑的文献资料,对于佐证和补充时氏家族、地方治理和军政信息等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信息。本文尝试透过墓葬形制结构与材质、墓上神道碑的视觉景观、墓志墓碑的文字与人物,透析墓葬营构中的视觉资源,以期发掘在金代多元文化视角下的功臣形塑与身份认同。 一、墓室构造的变通 时氏家族墓葬中,时立爱及其长子时丰的墓葬保存相对完整,时丰墓距时立爱墓29.74米,因其墓室中的构造材质和构造方式与传统样式迥异,学者对其形制也多有讨论,或认为是单室壁画墓②,或认为是石椁墓。③ 考古资料显示,该墓墓顶深下地面1.25米,顶部以两块大石板横盖,四壁用4块光滑的青石板立砌,石板厚0.1~0.15米,顺石板外周加砌一层砖以使其坚固,椁室两侧亦加砌封砖一层,墓底部用石板铺砌。有意思的是墓中绘制的壁画,北壁绘制完整阁室形象,无论上悬紫幔,还是下设围栏木床,以及四幅屏风壁画均交代清晰,物象丰富。南壁正中绘门与两侧侍卫,东壁绘男女侍者5人,西壁5人已模糊。壁画的内容具有较为重要的启示,可以推断北壁为正壁,南壁为墓门,从某种角度提供了墓葬的方向与示意。可见,材质上石板与砖的混搭,壁画上内容与方向的喻示,正是引起学术界讨论的关键所在。 石板与砌砖混搭的案例还有位于长城南北的两座女真家族墓,一是北京王佐乡乌古论家族2号墓,时间在金代晚期,其与同一墓地的石椁墓无大区别,也是石板封顶,内侧石板立砌,外侧砖筑四壁,因其砖砌四框,故原报告称之为“砖圹墓”,但“作用相当于石椁”④,当年造墓时或是将其作为单室墓来设计,墓主为乌古论元忠,曾官居一品,位极人臣。⑤二是位于吉林省舒兰市的金朝重臣完颜希尹家族的墓地,其中明昌四年(1193)的完颜守道墓,顶部用大石板铺盖,砖砌四框的同时,在内壁两侧加砌大石板,明显带有从石椁墓脱胎而来的痕迹。
时立爱墓平面图和剖面图 上述考古资料的描述显示了对墓葬形制争议的焦点:到底是石椁墓加砌砖层,还是砖室墓加筑石板。这就涉及对墓葬本身的主体结构的认识,《荀子·礼论篇第十九》中写道:“故圹垄,其貌象室屋也;棺椁,其貌象版盖斯象拂也;无帾丝歶缕翣,其貌以象菲帷帱尉也。抗折,其貌以象槾茨番瘀也。”⑥椁墓与室墓自来有此区别,目前考古发现所见的女真贵族墓以椁墓为主,未有明确的指向性与寓意性,而是呈现出石椁墓的特点,即石制的、封闭的、寒冷的、黑暗的、简朴的空间,无墓道、无壁画、无墓门,不存在进出的方向,缺乏室内室外的联系,木炭、膏泥、松香等各种施之于棺椁的材料技艺其目的均在于保存尸体,也就是一个为死者设置的封闭隔绝的单元。正如学者所指出的,有关墓葬类型的认识应以墓葬本身的主体结构为根本,附着于其上的以及演进过程中的相关内容也是密不可分的。至于墓葬的附属性建筑,如墓外的围墙,墓上的享堂、建筑、石像生雕刻等,应与墓主人的特殊身份有关,而不能成为墓葬主体结构的标志。⑦以时丰墓为例,在墓的结构上,也就是硬件形式是石椁结构,沿袭了女真传统。但石椁内部加砌砖层使之更为牢固,并具有了室墓的构思,同时绘制中原传统墓葬壁画内容,装饰墓门,由此在石椁内部形成中原室墓思维与意象。 时丰墓葬的形式并非个案,不仅是女真贵族墓葬的惯用形制,而且习见于汉人和降金辽人墓葬中,在10—13世纪的幽蓟一带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元代苏天爵《滋溪文稿》称:“辽金大族如韩、马、赵、时、左、张、吕,其坟墓多在京畿,可模碑文已备采择。”⑧以北京地区为例,多座祖籍幽蓟一带的汉人墓葬均为土圹石椁墓,其父辈或本人为降金辽臣,如北京南辛庄张□震的墓主张□震被金兵俘获时未成年,一生在女真人统治下的金朝官吏;北京磁器口吕恭墓的墓主吕恭原为宋臣,入金为官;北京通州区石宗璧墓的墓主石宗璧在金为官娶女真妻,与女真贵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北京鲁谷的吕氏家族墓泰和年间迁葬十余座,拥有多名状元,多为降金辽臣,官阶五品上下。⑨总之,金朝的上层墓葬中除了女真贵族所坚守的石椁墓形制外,汉人墓葬中亦形成石椁墓的倾向,早期的时丰墓还只是部分借用石椁形制,如砖砌墓壁和壁画装饰,而到了晚期汉人墓则呈现出比较典型的石椁墓形制。燕云之地汉人的丧葬观念,或者在倡导之盛、管制之严之外,还有着更多的自觉的形式上的趋同与观念上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