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章刻《十七帖》之发现　　

      

      图1，残石原状

      科举制度对书法的要求，使碑帖成为一种刚需，而在晚清影印技术诞生前，拓本几乎是古人学习书法经典的唯一范本来源。其中，名贵的宋元拓本更成为文人士大夫阶层鉴赏收藏的热门，一件善本碑帖的价值甚至可以超越很多唐宋名家书画真迹，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晚清民国。而在传统帖学占据主流的书法史上，以二王为代表的晋人法书处于绝对至高地位，北宋淳化三年宋太宗命王著主持刊刻《淳化秘阁法帖》十卷，集中了当时内府收藏的前朝书迹，其中五卷为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作品，成为二王书法得以广为传播的标志事件，其影响主导了之后的书法整体发展走向。也正因如此，与二王有关的法帖拓本成为世人追逐与帖贾作伪的最主要目标。

      除《阁帖》外，汇集王羲之多件手札的《十七帖》则成为学习草书入门最重要的单刻帖。此帖，以卷首“十七日”开头而得名，原作藏于唐代内府，最早见于唐张彦远《法书要录》，传内府选择适宜临写的王羲之草书信札28帖134行，汇为一卷作为弘文馆教授书法的范本，今敦煌出土写本中就有唐人临写十七帖的残纸。原作墨迹早已失传，有临摹本多种，按宋人黄伯思《东观馀论》记载：“今世所传者，虽非右军真迹，然皆出于右军，要皆不及唐人摹刻卷首有‘敕’字及解、褚勒定者佳也。”则从唐代开始《十七帖》即有刻本，到宋代盛行的就是今日所谓的馆本，其特征是卷尾有御笔草书“敕”字和小楷“付直弘文馆臣解无畏勒充馆本，臣褚遂良技无失”及“僧权”小字署押。

      在馆本《十七帖》系统中，又可分“僧权”不全本、全本、缺十七行本(唐人摹硬黄本)等，以僧权不全本书体版本为佳。上世纪碑帖研究专家王壮弘在其《帖学举要》[1]中列举了八本《十七帖》的传世宋拓本。其中“僧权”不全本有六种，如下：

      1.明冯铨快雪堂本，今藏开封市博物馆；

      2.清姜宸英本，关西上野有竹斋旧藏，今藏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

      3.明吴继仕本，今藏上海图书馆；

      4.明张正蒙跋本，吴宽、张伯英旧藏，今藏上海图书馆；

      5.明文徵明朱释本，安思远曾藏，2016年北京嘉德拍卖；

      6.明王稺登本，今藏日本东京台东区书道博物馆。

      而王氏未列，还有几本“僧权”不全本名声稍欠，但都有出版印行：

      1.张伯英藏第二本，今藏故宫博物院；

      2.清王文治跋本，今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图2，残石拓片

      

      图3，文徵明朱释本

      3.明文徵明本，铃木云洞旧藏，由日本清雅堂出版。

      上述9件《十七帖》善本中，姜宸英本、文徵明朱释本、张正蒙本从民国开始即有大量出版物，作为临摹学习《十七帖》最常使用的范本而广为人知。

      一、发现文徵明朱释本残石

      2012年一位杭州的碑帖收藏同道，购得了一块《十七帖》残石并在博客发布信息，称可能是文徵明朱释本的原石。笔者闻讯大感兴趣，赶赴杭州得以亲见。该石高32.5cm，宽70cm，厚10cm，青石材质，石面已经严重磨损，遍布泐痕，一些字迹笔画已接近浅平，但仍然可辨。帖石右下有小字编号“二”，知为全套帖石的第二块，存二十行，内容包括《服食帖》末行、《知足下帖》《天鼠膏帖》《朱处仁帖》《七十帖》前四行。(图1)

      虽然用文徵明朱释本与残石比对，位置、字距、行距都能吻合，但由于帖石磨损得实在惨重，即使用精心制作出的拓片对勘，也一时无法百分百确定文徵明朱释本就一定出自残石。(图2、图3)要知道像《十七帖》这样王羲之名下著名的法帖，在古代被辗转覆刻的机会数不胜数，另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定武本《兰亭序》，在宋代受到格外推崇，以致到了南宋凡士人家刻一本的程度。要证明残石和宋拓同源，还需要找到二者共有的独一无二的版本特征。

      隔年此石已转手，被另一位北方藏家所得。所幸的是，在与友人共同努力下，终于发现了几处关键的细节，如第十五行即《朱处仁帖》的第二行“取”字，左竖勾外侧有一道很细微的类似划痕，末行即《七十帖》第四行“厚”首点有一条石线横向贯穿，类似帖石本身材质造成的细节，是翻刻本绝不会刻意模仿的，从而确定残石确实就是文徵明朱释本的源头。2013年，藏家请故宫金运昌为残石拓片作跋，发表于《湖上》杂志第三期金石专号中[2]，笔者为此还制作了考据点的示意图。(图4)

      2018年安思远珍藏十一种碑帖于北京嘉德整体拍卖，“宋拓文徵明朱释本”是其中分量重要的拍品，而此残石也作为拍品于另场上拍，引起广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