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在世界范围内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全球供应链受到阻滞甚至中断经济增长，导致全球经济失速。此外，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其双边经贸关系不仅对中美意义重大，其双边贸易政策调整的外溢效应还会对世界其他经济体带来变数。中美贸易摩擦持续且集中在制造业，近年来贸易冲突的焦点更是进一步聚焦中高端制造业①。现阶段，新冠肺炎疫情和中美经贸关系的双重不确定性是企业在全球供应链布局中面临的最大外部风险。全球供应链是国际贸易的重要载体（彭徽，2015[1]；王中美，2017[2]；路红艳和梁威，2019[3]），全球中高端制造业贸易规模和流向变动背后的根本原因是全球供应链布局的调整。全球贸易中的各种不确定性沿着全球供应链扩散并传递到各个环节。全球供应链上的牛鞭效应，加剧了全球贸易不确定性风险造成的损失（龙江，2011）[4]。全球供应链的任何环节受到冲击，都可能引致上下游国际贸易活动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赵立马和刘洁，2020）[5]。全球贸易萎缩程度是判断全球供应链破坏程度的重要衡量指标（苏庆义，2020）[6]。因此，本文选择从全球贸易的宏观视角，研究贸易摩擦升级和全球疫情蔓延背景下，中美不同贸易政策对全球中高端制造业贸易规模和流向的影响，进而揭示中美深度参与的全球中高端制造供应链结构的演变趋势。 文献方面，现阶段已有较多学者关注全球供应链重构的议题。综观已有文献，关于全球供应链重构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部分学者基于文献分析和经验观察，从全球供应链重构的发端成因，对全球供应链结构调整的发展态势进行阐述和预测。其中，就发端成因而言，现阶段学者主要从如下五个方面进行定性剖析：一是基于历史性产业转移的事实考察和全球化理论转向的相关分析（宋军，2019[7]；宋华，2020[8]；于佳，2020[9]；史丹和余菁，2021[10]）；二是经济体系、价值体系和规则体系的差异（欧纯智和贾康，2020[11]；凌菲霞，2020[12]；余宗良和张璐，2020[13]）；三是大型区域贸易协定的实施（王金强，2015[14]；王中美，2017[2]；洪群联等，2019[15]）；四是全球供应链运营的鲁棒性和安全性的考虑（林梦等，2020[16]；贺俊，2020[17]；五是借力信息技术发展，数字技术整合供应链、跨境电商平台对传统供应链节点的部分替代（孙黎等，2020[18]；马述忠和潘钢健，2020[19]；张夏恒，2020[20]）。第二，部分学者则着眼于理论层面，定性分析外部冲击对于全球供应链结构的影响。其中，现阶段学者主要从外部冲击引发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变动，进而作用于全球供应链结构布局的层面进行分析（黎峰等，2019[21]；鲍德温和富浦英一，2020[22]；黄群慧，2020[23]；黄志凌，2020[24]；刘瑶和陈珊珊，2020[25]。 此外，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双重冲击下如何在全球供应链重构中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中国学者亟待思考并提出行之有效解决方案的重大议题之一（徐奇渊，2020[26]；刘志彪，2020[27]）。朱晓乐和黄汉权（2021）[28]认为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双重冲击作用下将加剧全球供应链向近岸化、多元化、区域化的方向演变。贺俊（2021）[29]认为中国崛起以及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将导致贸易和非贸易壁垒增加，全球供应链将根据经济地理重新布局调整，而全球范围内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则强化了各国对于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性的意识，进而加速了全球供应链的重构。古明加（2021）[30]通过梳理和分析中国中高科技产业全球供应链的历史布局调整和发展现状，重点研究了贸易摩擦、疫情和逆全球化等因素作用下中国中高科技产业未来全球供应链布局调整趋势。李淑俊和王小明（2022）[31]以美国国家安全为切入点，借助国际关系和贸易保护的学科理论交叉，研究了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及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蔓延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全球供应链战略调整的内在逻辑和实现依据。胡德宝和赵静（2021）[32]认为疫情和贸易摩擦双重不确定性会加速全球供应链的重构，虽然短期内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制造业回流，但在长期内不会对中国供应链产生较大的负面冲击。管传靖（2022）[33]认为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拜登政府将顺势提高供应链弹性，把实现全球供应链安全作为目标，并将其融入到经济安全、经济复苏和大国战略竞争等多重目标。美国扶持高科技制造业和前沿技术研发并大规模优化供应链基础设施，以实现关键供应链的本土化；对外联合主要盟友，组建排他性的关键科技攻关和供应链联盟。美国全球供应链政策的战略性调整势必会影响中美深度参与全球供应链的重塑，并导致因新冠肺炎疫情而脆弱的全球供应链面临更大的挑战。 不难发现，当前学者主要选择从经济发展和供应链安全作为研究视角，定性分析疫情和贸易摩擦双重冲击下中美深度参与的全球供应链的重塑逻辑。以上关于全球供应链重构的文献为本文提供了扎实的基础，但也存在如下不足：一是现有文献多基于历史数据和经验，从理论层面对全球供应链重构进行定性分析，鲜少通过量化模拟结果阐述并预测全球供应链的重构趋势；二是现有文献多从微观角度出发，缺乏经济全球化的全球贸易的宏观视野；三是将疫情、贸易摩擦和中美采取不同贸易政策放在一个框架展开量化分析的文献较匮乏，无法呈现疫情和贸易摩擦背景下，中美采取不同贸易政策对全球中高端制造供应链的影响；四是已有文献较少运用动态GTAP模型，将时间轴聚焦到本文要研究的“十四五”规划期间，进而深入剖析和预测动态变化和不断持续的全球供应链结构调整趋势；五是未将中美聚焦的敏感行业—中高端制造业单独列出来进行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