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之所以被全球知识界公认为“千年思想家”，主要是因为其《资本论》所体现的哲学革命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然而，当前学界研究中存在一个深刻的“悖论”性难题：《资本论》本身直接呈现为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形式和理论形态，但又在何种意义上意味着哲学世界观层面的根本革新?换言之，当前流行的关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哲学阐释性研究的合理性、正当性根据何在?显然，出现这一难题的重要原因在于，没有明确区分《资本论》所采用的话语表述形式与其本质性的问题形态。不少研究者往往拘泥于僵硬的现代学科划分，将《资本论》所直接采用的政治经济学话语表述形式简单等同于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意识与学科建构，而忽略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批判”所具有的超越学科界限而对学科建构本身的“历史先验性条件”进行追问的哲学维度。如果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仅仅采用政治经济学学科的话语表述形式来追问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基本问题，那显然错失了马克思思想的本旨。然而，如果承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追问的是“一种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何以历史地可能的”这一社会存在论问题，那就必须承认《资本论》具有比政治经济学建构更深一层的、哲学高度的问题意识、思维方式和理论形态。 随着近年来马克思哲学研究重心从早期马克思文本向《资本论》及手稿的拓展和转移，一些关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定位和发展趋向的根本性问题也从幕后提到了前台。其中的关键性问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对于马克思哲学革命产生了何种内在性意义?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应当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以及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形态?其为我们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何种理论启示? 传统的哲学史解释模式倾向于将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解为前后相继的两个思想阶段，甚至把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解为哲学革命及其哲学方法论的“应用”和“验证”。这种解释模式可能会遮蔽哲学革命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相互生成的总体性关系，将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视作单纯的社会科学理论，实质上并未完全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去哲学化”诠释路向，并且为各种形式的“哲学空场论”或“哲学补充论”留下了余地。其实，马克思哲学革命不是完成于青年马克思时期的一次性事件，而是贯穿马克思一生的持续深化发展的思想历程，甚至是在马克思身后仍未完成的一种思想趋势。而这一持续深化的哲学革命的内在推动力，主要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发展。 因此政治经济学批判自身显然已经不能被传统哲学理论形态或学科概念所囊括，已经越出了传统哲学视界而内在地“切中现实”。从启蒙运动以来的学科分化视域来看，政治经济学日益呈现为一种社会科学意义上的“非哲学学科”，与“哲学”学科并无从属关系。然而，马克思本人却主要不是在“哲学”学科内部，而恰恰是在“非哲学学科”的特定社会科学内部开展了哲学思想活动。要理解这一悖谬之处，关键在于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性质。政治经济学批判既不同于“哲学”学科形态，也不等于政治经济学这一社会科学的学科形态，而是内化在特定的社会科学中的否定性、超越性的思想维度，它在切入“现代的特定现实”的根基处越出了整个传统哲学的视界，开启了“历史特定性”这一新型哲学思维的可能性空间。正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对哲学革命的推动作用，使得马克思能够在特定社会科学形式中构建一种切中现实的“新哲学”。 所谓切中现实，并非思辨地把握某种“现实一般”概念，而是要切中“特定现实”的本质与现象之间历史的、特定的关联。反过来说，历史地产生的特定社会现实，首先成为特定社会科学形式的认识对象，进而构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认识对象，构成了这种“新哲学”的有效性界限。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意蕴，恰恰来源于并受制于特定历史前提、特定研究对象及其在特定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中呈现出来的特殊性。对此，本文首先从思想史上把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哲学革命的特定化逻辑，再从中引申出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特定化哲学理论形态的建构，并将之阐释为一种特定化社会存在论，进而在这种“新哲学”所开启的历史特定性视野中阐发其对于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意蕴。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哲学革命的“特定化”逻辑 何以理解特定社会科学与“新哲学”的深刻关联?或者政治经济学批判对于马克思哲学革命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可以从思想史发展逻辑上进行初步分析。 观念史的诠释模式，历来就遮蔽了马克思从“意识”范式向“实践”范式的转换，从而无法把握“理论—实践”总体性的“现实”概念。然而，在破除观念史迷雾并确立“实践观”“生存论”诠释模式之后，我们也没有真正触及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核心，而是仍然在“哲学人类学”或“历史哲学”的视野中固执于“现实一般”或“历史一般”。这似乎暗示出，马克思以前的传统哲学思维形式，都不可能真正达及规定着“现代本质”的那一“特定现实”。而通过将政治经济学指认为“市民社会的科学”并进而展开研究和批判，马克思才能触及自在地呈现于特定社会科学中的“特定现实”，并将之转化为自在自为的“历史特定性”概念。在马克思思想历程中，恰恰是社会科学的勃兴给哲学革命提供了走出传统哲学的思想空间，而正是对特定社会科学形式的批判与超越，推动哲学革命实现了更深刻的范式转换。 政治经济学批判推动马克思哲学革命实现了思想史上的两次“范式转换”。从思想史上看，正是这两次范式转换构成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内核。马克思哲学革命并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包含两次“范式转换”，因而表现为两个思想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从“自我意识”范式转到“实践”范式，理论形态上从唯心主义、市民社会唯物主义转到一般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建构；第二阶段从“实践一般”范式深化为“特定实践体系即资本生产体系”范式，理论形态上从一般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深化为特定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建构。其中，实践范式及一般形态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最高最终成果，而仅仅是哲学革命的中介环节和阶段性成果。并且，促进上述两次范式转换的内在动力，都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对哲学革命的推动深化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