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产业分工、创新活动的地理范围在信息技术发展以及不断下降的贸易成本作用下呈现显著扩大趋势，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国家之间通过对外投资、外包与逆向外包以及建立跨国研发中心等方式形成了广泛的全球生产网络和创新网络。在此过程中，大量的发明人才（本文特指拥有发明专利的个人）也逐渐参与到劳动力跨国流动之中。发明人才作为知识的重要载体，通过跨国流动将自身拥有的、无法通过其他渠道进行编码的知识有效传播到了目的地国，补充了该国在招聘学习机制中无法获得的新技能（Song et al.，2003），加快推动了现有技术领域向更复杂、更加多样化的模式转变（Lee and Malerba，2017）。伴随着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为主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深入发展，发明人才呈现出双向跨国流动的态势①，所带来的知识流动和创新集聚效应愈发重要。中国目前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构建新发展格局阶段，如何在更高水平和更深层次上参与国际分工，进一步与发达国家在高技术产业创新上建立多样化的技术联系、分工和互补，加快推动“发明人才双循环”，构建“人才统一大市场”，形成与世界其他国家互补的跨国技术集群，已成为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建立自主可控的本地化创新集群的重要战略和政策导向。 但从本文挖掘的数据看，全球发明人才流动数量在1985-2010年迅速上升，达到历史峰值，然后开始进入大幅度下降阶段。这是否意味着一轮周期结束，新一轮周期即将开启？为此，需要构建理论解释发明人才流动为何表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特征，本文以全球化创新、产品内分工为研究背景，尝试从国家间技术互补的形成与变化，来解释发明人才流动趋势变化。 从产品内分工和创新实践看，一项产品生产所涉及的技术领域，尤其是高技术产业的技术领域不只是由单一地区或国家的企业进行研发创新，而是越来越表现为不同地区或国家之间的企业共同研发、分工与合作。产品的技术领域包括很多子技术类别，并且各国都有可能在特定的技术类别里积累、布局或形成比较优势，由此在该技术领域上形成特定的国家间技术互补结构。为此，本文首先构建了国家间技术互补指标，用来刻画多国家多企业的技术协同、各国可能的创新地理集中和分散情况，进而揭示全球化产品内分工所涉及技术领域在国家间分布的变化趋势和典型事实。 本文基于全球化分工典型事实，试图提出一个技术互补条件下的国际技术发现假说，即各国企业为应对市场竞争压力，通过产品生产和技术分工，与其他国家进行技术互补来不断增强本地化创新资源禀赋所蕴含的创新优势和产品比较优势，引发各国发明人才跨国流动。具体而言，在产品内分工初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基于其他国家的低成本要素优势，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生产环节，引致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相应产品所涉及的技术领域中，越来越多的子技术领域专业化于不同的国家。在此过程中，与其匹配的各国本地化创新资源禀赋和创新体系的激励能力不断增加，相应技术领域的发明人才溢价显著提升，进而吸引其他国家发明人才流入，形成发明人才与本地化创新资源禀赋和创新体系的超模条件（Supermodularity Condition）和正向群分匹配效应（Positive Assortative Matching）②。但当国家间技术互补达到一定程度后，各国本地化创新不断集聚形成多个创新极点，在各子技术领域上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多样性相对稳定、产品内国际分工趋于均衡，都将导致国家间技术互补趋于减缓，各国逐渐实现不同优势技术领域上的合理分工。与此同时，发明人才流动也开始放缓，全球创新地理逐渐呈现分散化—多极点的技术集聚格局。 基于上述理论假说，本文利用1985-2018年国家层面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国家间技术互补对发明人才流动的影响。同时，探讨了制度和文化距离在国家间技术互补影响发明人才流动中的作用。进一步地，本文考察了不同技术类型行业的国家间技术互补对发明人才流动的影响差异，以及行业比较优势在此过程中的机制作用。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包括：①运用全球专利统计数据库（PATSTAT）中的发明专利数据测度了国家间技术互补指数，识别了发明人才流动数据，从多维度层面揭示了国家间技术互补的演变以及发明人才双向跨国流动的变迁特征。②提出一个国际技术发现假说，来解释国家间技术互补先上升后下降的动态演化机制，及其对发明人才流动的影响机制，揭示了发明人才流动与各国本地化创新资源禀赋和创新体系之间存在的超模条件和正向群分匹配效应，对现有研究进行了理论补充，为在新一轮工业技术革命浪潮中实施国家间技术互补、充分利用发明人才流动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制定提供指导性建议。 本文余下部分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概念界定和简要的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从不同维度对国家间技术互补演变、发明人才流动变迁等典型事实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第四部分对国家间技术互补及其发明人才流动效应做出理论解释，提出了一个国际技术发现假说；第五部分为研究设计与实证检验；第六部分为进一步分析；第七部分为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概念界定与简要的文献综述 1.概念提出与界定 （1）国家间技术互补。国家间发生技术联系需要创新主体在某些领域具有共同的知识基础，即存在一定的技术邻近性（Grant and Baden-Fuller，1995）。一般来说，技术邻近性越高的国家之间，越容易克服技术专用性以及缄默性带来的黏性，降低混淆和误解的风险（Broekel and Boschma，2012）。当创新主体间的集体知识库越大时，它们之间的共同理解程度就越高，技术重组的可能性也就越大（Cohen and Levinthal，1990）。尤其是在全球化创新的背景下，资源互补已成为创新主体进行合作的主要互惠激励。各国能通过产能投资、研发外包等方式从技术邻近国家获取互补的技术知识，并利用它们基于本土的技术优势来扩大市场渗透（Dunning and Narula，1995）。 但是，当技术邻近度较高时，国家间会由于技术的同质性和认知过载，而无法有效地获得合作创新的机会（Petruzzelli，2011）。创新重组需要找到创新主体不同知识元素之间尚未探索的相互依存关系，而较高的技术邻近性将限制创新主体的想象能力，增加新技术组合的难度（Keupp and Gassmann，2013）。这意味着，当创新主体间的知识基础过于相似时，来自这些国家的发明者容易形成搜寻障碍，限制重组创新的范围（Fleming，2001）。同时，也会进一步加深合作主体对现有技术路径的依赖，阻碍技术领域的扩展。因此，适当的技术邻近程度是国家间进行分工合作的重要保障，国家间不仅需要具备可识别的共同知识要素，以充分吸收合作提供的知识信息，还需要具有各自独特的专门技术，以实现新的技术重组和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