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境感知与战略逻辑“相位转变”:新兴场域企业创新选择演化路径

作 者:

作者简介:
韩文海,天津理工大学管理学院讲师,博士(天津 300384);苏敬勤(通讯作者),大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大连 116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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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观测企业情境感知导致的战略逻辑差异,揭示转型经济背景下新兴场域企业创新选择的演化规律。对“滴滴出行”的案例研究发现:第一,企业对转型经济情境的感知源自场域中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的嵌入程度;第二,根据逻辑嵌入程度,企业的外部情境感知可细分为“技术嵌入”“市场嵌入”“制度嵌入”与“动态嵌入”四个阶段;第三,不同阶段的情境感知诱发战略逻辑“相位转变”,以寻求战略与情境的一致性;第四,战略逻辑“相位转变”驱动四个阶段的创新选择遵循“能力逻辑”“复杂逻辑”“游击队逻辑”与“混合逻辑”的演化路径。此外,本文还引入“后卢因式变革”概念解释创新选择路径的演化机理,并重点关注国家逻辑在上述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期刊代号:C31
分类名称:创新政策与管理
复印期号:2022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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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创新选择是战略管理学界持续关注的理论热点[1-3],已围绕组织内、外部情境开展大量研究并形成制度、战略与认知三种视角。制度逻辑理论整合上述视角,将情境解释为企业嵌入的多元制度逻辑——外部情境衔接制度视角,内部情境衔接战略与认知视角,并隐含如下假设:第一,大多数组织嵌入的制度逻辑是多重的、复杂的;第二,制度逻辑能影响行为者的认知与行为,而行为者又反过来影响制度逻辑;第三,组织内特定制度逻辑的主导性及逻辑间关系会随着行为者及情境的变化而变化[4]。因此,创新选择被解释为企业对嵌入的多元制度逻辑的察觉、理解、评估与回应[5]。但现有研究集中于西方国家成熟制度情境,对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情境特殊性及嵌入其中的企业创新选择演化缺乏理论关注。

      本文基于制度逻辑理论解释情境感知导致的战略逻辑差异,揭示转型经济背景下新兴场域企业创新选择因情境变化而变化的演化规律。第一,识别特定情境下影响企业创新选择的多元制度逻辑。由于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弱化了国家对市场的作用,聚焦西方情境的制度逻辑研究极少涉及国家逻辑[6]。中国情境的特殊性在于国家逻辑对市场与企业的广泛影响,这是由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决定的。因此,本文从场域、行业及组织层面识别组织外部情境的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及内部情境的战略逻辑。第二,观测“多元制度逻辑的主导性及逻辑间关系是如何伴随行为者与情境变化而变化的”[4]。多元制度逻辑共存的场域内,始终存在逻辑扩散与竞争并形成主导逻辑的趋势,继而影响战略选择[7]。第三,引入“情境感知”(context aware)[8]概念,描述企业对自身嵌入多元制度逻辑的认知。根据对场域内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嵌入强度及其主导性关系的情境感知,构建观测战略逻辑因情境变化而变化的分析框架。第四,引入“相位转变”(phase shift)①概念,界定情境感知诱发的战略逻辑演变,并基于“滴滴出行”的纵向案例研究,提炼二者的理论逻辑及其对企业创新选择演化的影响机理。

      本研究聚焦如下问题:第一,识别转型经济背景下新兴场域企业嵌入的多元制度逻辑,关注逻辑主导性关系如何影响情境感知?第二,情境感知如何诱发战略逻辑“相位转变”,继而如何影响创新选择的演化路径?机理为何?第三,关注现有研究极少涉及的国家逻辑对情境变迁及嵌入其中的企业创新选择的关键作用。据此,建构中国转型经济情境下“新兴场域企业创新选择演化路径”的理论框架。

      1.企业创新选择研究

      (1)制度视角

      制度视角强调环境对组织行为的塑造,认为“制度压力本身的性质和情境”决定企业的反应[1-2]。代表性观点如“环境依赖理论”,通过情境构建对战略选择进行逻辑归因——新兴国家“支持型营商环境”“高度市场化”及“敏捷供应链”的弱制度环境催生了专业化战略选择[9]。市场化程度高的制度情境,民营企业倾向于构建“行业专家”型核心能力,反之则倾向于构建“社会资本”型核心能力[10]。制度视角强调情境的重要性,但无法解释相似制度压力下的组织行为异质性[4],由此衍生制度逻辑(institutional logic)视角及制度多元性(institutional pluralism)与制度复杂性(institutional complexity)研究[11],并将企业创新选择解释为组织对多重制度逻辑要求的选择性回应[5,7,11]:创新选择不是单一变量影响的结果,而是一个不同变量复杂交互的过程[12]。制度逻辑的发散性、多元性与竞争性改变了单一主导逻辑假设[13],为解释制度同构压力下的组织行为多样性提供新的视角。制度多元性衍生“制度创业”等视角,强调组织行为对制度逻辑的反向影响,但仍将制度逻辑视为创新行为的前因变量[14,15]。因此,多元制度逻辑的复杂互动既构成企业嵌入的情境本身,也是企业创新选择演化的内生机理。

      (2)战略视角

      战略视角聚焦组织战略要素对企业创新选择的影响。一是结构与行为要素,侧重变量的结构配置而非多个变量的网络效应[16],如联盟治理比自主治理更利于核心企业的资源禀赋与行动上有资源需求的企业互补,推动产品创新[17]。二是资源与能力要素,认为资源与能力划定创新边界——在位企业投资剧烈技术变革的过程中,互补性资产对资源投入的量级及其被导向的创新路径选择产生重要影响[18]。同时,资源获取方式与战略模式选择存在适配关系:即兴战略适配资源直接和间接拼凑方式,计划战略模式适配资源搜集和直接拼凑[19];战略视角假设拥有资源的企业自然选择创新。但非连续性技术创新触发的技术动荡期过后,技术与创新优先的战略选择会让位商业优先及商品化[20]。

      (3)认知视角

      认知视角强调“决策者对不确定性环境的认知与解读塑造组织行为”,代表性观点如“战略选择代理人”理论[21]。首先,企业对制度逻辑的回应取决于“决策者认知框架”[22],并将其作为连接组织内、外部情境的中介变量[23]。其次,决策者认知传导成为企业战略逻辑并主导战略选择。只有当决策者感知到新的信息与其信念存在冲突或拓展时才会做出转变战略轴心(strategic pivot)的战略选择[24]。最后,创新往往会出现意外的结果,开发模型的能力及模型本身的认知局限使管理者无法应对创新的复杂本质[25]。在技术、结构或经济因素以外,高层管理团队认知与情感框架的灵活度会决定企业是否拒绝非增量创新活动[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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