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起点。近年来，中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强调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指出基础研究是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的基础[1]然而，基础研究具有投入大、风险高、回报周期长的特点，而且基础研究产出的知识具有显著正外部性特征[2]，导致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对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的现象层出不穷。整体而言，世界各国政府是基础研究经费的主要来源，但中国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仅为美国的1/4，而且中国企业投向基础研究的经费比例极低[3]。上述情况导致中国虽然在创新产出数量上处于世界前列，但在创新质量、企业创新力表现及知识产权进出口方面呈现出较大的劣势，众多战略性产业所需技术大部分依赖进口，中国企业并未掌握产业关键技术的控制权，难以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立于不败之地。 结合科技创新整个链条看，加强基础研究能力是促进中国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飞跃的关键。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应关注基础研究能力培育，积极开展、参与和支持纯基础及应用基础研究工作，加强企业自主创新，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企业既可以通过设立基础研究部门，给予企业内部员工一定资源进行基础研究工作（例如美国通用公司、AT&T公司设立内部工业试验开展基础研究工作），也可以通过建立产学研合作关系，与高校和科研院所进行基础研究合作[4]。中国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方式主要为第二种，且仅有极少数企业有意愿和资源支持长期基础研究工作。相关部门对中国部分地区开展的基础研究调查结果显示，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企业基本上开展了基础研究工作，这些基础研究工作均以企业发展问题为导向，成果基本上可以转化为企业技术发展所需资源。 作为市场主体和创新主体的企业针对行业技术前沿开展基础研究工作[5]，通常情况下，这一类前沿技术难以从国外引进，企业会基于自身发展需求进行应用基础研究[2]。早期基础研究与技术创新关系研究证实，二者间存在正向关系[6-9]，但也有研究显示，发达国家基础研究能够促进技术创新活动，这与发展中国家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关系研究结论并不一致[10]。同时，近期研究发现，基础研究产出的科学知识与技术创新并不是简单的线性正向关系，二者存在极为复杂的作用方向。成功的基础研究不一定能够带来成功的技术创新[11]，大多数纯基础研究并非为了解决产业实际需求，因而对技术推动的作用有限。 综合来看，对于基础研究与技术创新间的关系，国外学者基本达成共识，但对于技术创新如何从基础研究中获益的途径与条件尚缺乏系统研究。因此，本文主要探究如下问题：中国企业基础研究工作是否真的促进了其技术创新产出？哪些因素在其中发挥作用？上述问题的回答可为企业有效开展基础研究工作，促进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尤其是原始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提供理论支撑。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1 文献回顾 基础研究内涵认知是一个持续变化的过程。早期学者们将基础研究界定为没有任何功利性动机，为了获取知识而进行的知识探索活动[2]。这一概念偏向于现有基础研究中的纯基础研究，即这一研究是由科学家好奇心驱动，仅仅是为了理解和认识基本规律或基本原理，而不要求将知识转化为实际应用，研究成果一般不能直接应用于技术过程，例如“巴斯德象限”中的波尔模式就属于这类基础研究[12]。随着科学技术进步，1945年Bush[13]提出线性模型，发现基础研究主要依赖国家政府资助，由科学家自由进行。然而，日本工业奇迹的创造使应用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应用基础研究主要是指面向市场、面向产业，能够相对快速转化为技术开发的基础研究。这一研究成果甚至可以直接应用于技术创新过程，如“巴斯德象限”中的巴斯德模式，即科学家带着应用目的进行的基础研究[14]。实际上，纯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并非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两者间并不存在严格的界限，均在技术发展过程中发挥显著作用。 对基础研究与技术创新间关系的认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Bush[13]指出，基础研究产出的新知识或者新发现是技术创新的源泉，并肯定基础研究对技术应用的推动作用。之后，众多学者通过理论和实证检验证实基础研究对技术应用具有促进作用。Mansfield[6]发现，基础研究对企业创新具有积极作用；Pavitt[15]指出，基础研究是美国二战后产业和企业快速发展的源动力；Toole[16]指出，基础研究投资增加可以促进新产品绩效提升；柳卸林与何郁冰[17]指出，基础研究是中国产业核心技术创新的源泉；蔡勇峰等[18]通过对动力电池行业研究发现，动力电池基础研究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徐晓丹和柳卸林[2]探究了大企业基础研究工作和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此外，学者们关注基础研究对经济绩效与合作绩效的影响。严成梁与龚六堂[19]指出，基础研究投入强度提升能够促进整体经济增长；Prettner & Werner[20]支持这一观点，发现基础研究能够有效促进创新绩效、经济绩效和社会福利增加；Yang等[21]指出，基础研究投入通过高质量的应用基础研究对长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Xia等[22]发现，基础研究强度提升可以有效促进专利产出，虽不能促进论文发表也不能推动经济绩效提升，但对社会绩效具有滞后一年的正向推进作用，而政府支持能够调节基础研究强度和技术创新产出间的关系；胡善成等[23]通过建立基础知识生产模型探究基础知识及其转化应用效率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发现前者对后者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而应用技术在其中扮演中介角色；曾德明等[24]发现，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合作广度与企业创新绩效正相关，合作伙伴重叠度对这一正相关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