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22)02-0158-11 2017年3月，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担任全球史实验室主任，也是研究拉丁美洲历史的阿德尔曼(Jeremy Adelman)教授发表在线文章《全球史在今天意味着什么》，提出该研究未来发展亟待解决的若干问题。其中之一是须认真思考如何使用多种语言和多种讲述方式，以防该研究沦为另一种西方中心主义意义上“盎格鲁语言圈”的霸权叙事(“Anglospheric”hegemonic narrative)。的确，迄今几乎所有全球史研究的领军人物都在欧美大学任教，被视为最重要的学术著述也都是用西方语言写作。英文成了该研究的“全球语言”(Globish)，反倒强化了“西方”(the West)对“非西方”(the Rest)的学术霸权。①平心持论，这种困窘在五年后的今天似尚无明显改观。 鉴于此，本文提出“中国视角的全球史”的概念，并非期望与之分庭抗礼、另起炉灶；而是试图强调、突出和凸显此前全球史研究未充分展开和关注的部分。就像德国学者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在被视为全球史代表作的《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绪论中所说，自己虽然意识到应超越“欧洲/西方中心主义”及其他一切文化形式幼稚的自我中心主义，却坦承在此过程中不能忽视“究竟是谁在为谁而书写”的问题，且难以摆脱作者的特定文化视角。他说：“假如一位欧洲(德国)学者的书写对象是欧洲(德国)读者，其文字必然会流露出相应的特点。”②由此说来，提出“中国视角的全球史”的意义，就在于确立本土学术主体性，让历史聚光灯更多照射到在地历史，及其与不同时期全球化发展的多方联结与互动。 “西方视角的全球史”与“中国视角的全球史”自然有不同侧重。概括说来，前者，有着大致相同的价值观和演化路径，即通过对外侵略、殖民扩张，及帝国主义的世界角逐，迅速积累巨大财富而走向富强；后者经历了被侵略、被掠夺、被奴役的苦难历程，除举不胜举的经济凋落、政治崩塌、内乱不已和满目疮痍之外，且还有数百年来成千上万志士仁人，前仆后继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如果不与“西方视角的全球史”加以区分，统而论之，研究者就可能会把这段复杂历史简单化，难以呈现各种不同演化道路的多样性、多元性和多面性。 相对回顾性评述的面面俱到，批判性的学术反思更利于推进我们的研究。布洛赫(Marc Bloch)撰写的《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是一个值得效仿的典范，其自我期许“只不过是一位喜欢推敲自己工作的手艺人”。③为了能让闪光的学术理念落在实处，本文期望从适用性和可行性出发，探讨到底有哪些可供未来使用的概念工具，可作为能推动此研究进展的有效杠杆。当然，史学说到底是一门用“史事”(史实)说话的学问，应尽力避免堆砌“新概念”“新名词”，然面对新问题时，我们又不能不寻找一些适用的“新概念”；否则，那些散落各处的史料无法被串连在一起，赋予其历史解释的新意义。钱锺书先生用中国古人的“名”“实”，对此做了生动、精辟的说明：“然苟有实而尚‘未名’，则虽有而‘若无’；因无名号则不落言说，不落言说则难入思维，名言未得，心知莫施。”④概括起来就是：不用概念就无法思想，好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思想。 一 全球史意义上的“近代”及中国的正向推动 没有人能对事物进行全方位考察，研究通常需要设置恰如其分的切入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研究视角。著名日本历史学家羽田正教授提出“‘全球史’的日本视角”之构想，认为日本学者可在日语的实质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全球史的研究作出重大贡献。在他看来：“通过与我们的同事分享日本关于世界史和全球史的史学成就，来参与国际的合作是个好主意。”⑤鉴于此，关于“中国视角的全球史”的思考，应首先考虑如何让研究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 如关于“近代”的概念，欧洲史家多将15世纪视为“近代”的开端，再至18世纪法国大革命爆发，这段时期称为“早期近代”，在这之后的时间段则称为“晚期近代”(late modern)。与之不同，我们通常将“近代”定义在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这个时段。就理论溯源来看，中国传统曾基于“历史循环论”的理念，有所谓“上古”“中古”和“近古”之说；19世纪末日本学者桑原骘藏以“进化论”为支撑，在《东洋史要》(后改称《支那史要》)中将西洋史的“近世”(early modern)和“近代”(modern)引入中国史研究，并被此后相当多矢志推进“新史学”的中国学者所接受。不过，逮至1949年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家搁置了“近世”的概念，着眼于政治史意义上抵抗帝国主义侵略、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的“革命”史观，重新定义了上面所说的那个中国“近代”。⑥由此反观“中国视角的全球史”，我们是否需要援借国际学界通用的那个理念及用语? 奥斯特哈默曾正确地指出：历史时间本来就是人们根据不同参照系建构出来的，具有强烈的主体感受性。⑦为方便研究起见，我们并不能不折不扣地对号入座。英国著名作家奥威尔(George Orwell)从个人感受方面谈及历史断代的不可思议性：如果有人在公元1499年还处于中世纪，看到骑士们身披铠甲拿着长矛彼此间骑马决斗；突然间来到公元1500年，此人来到所谓“文艺复兴时期”，难道他会看到每个人都穿着飞边紧身上衣，忙着洗劫美洲西班牙殖民地运送财宝的船只吗?奥威尔写道：“事实上，这些剧变并没有发生，无论是政治上、行为举止上还是文学作品上都是这样。每一个时代都延伸到下一个时代——情况只能是这样，因为在每一个时代的间隔都生活着不计其数的人。”⑧ 当然，奥威尔也说过“时代这种东西确实存在”，因为很多时代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差异，史家不得不将某些特定的时间点，视为“某个时代的开始”或“某个时代的结束”，以求更清晰地呈现研究历史演化的连续性或断裂性。具体到“中国视角的全球史”的研究，在被认为是中国学者首部全球史专著《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一书中，李伯重认为：今天全球史研究者以“近代”代表1500年以后的时间，比起把这个时期依照某些政治事件而分为“近代”和“现代”的两个时期来说，“无疑更为合适”。⑨仲伟民也呼吁将晚清史放在一个长时段及全球史的背景之下进行考察；他认为从整个世界历史看，“16世纪都是世界整合的一个起点，是当今全球化世界的开端”。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