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灾难。而德国在这两场战争中的“罪魁祸首”角色，使许多人特别是西方学界有理由对其现代化道路选择进行反思。其中，以英法美等“西方”国家现代化道路为参照的“德意志独特道路”观点在学界盛行一时。 事实上，关于德国现代化“独特道路”的看法在19世纪就已经出现。19世纪上半期，德国著名史学家达尔曼等人就已经从历史角度提出德意志民族国家构成具有不同于法英等国的独特性。德意志帝国时期，一些德国学者受激于德国经济社会和科教文化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以一种自豪的心态再次提出德国现代化有别于英法美等“西方”国家的“独特道路”问题。德国著名经济学家古斯塔夫·施莫勒和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等人以“德意志独特道路”为中心议题，明确提出德国发展模式优越于英国，具有其独特性。可见，此时德国学者笔下的“德意志独特道路”呈现的是“德意志‘文化’区别且优于西方‘文明’”①的积极、正面的认知。 “二战”之后，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汉斯-乌尔里希·韦勒等德国学者开始从批判性视角审视德国现代化“独特道路”，试图从19世纪中期以来特别是德意志帝国现代化的失败中寻找纳粹主义的根源。“德意志独特道路”开始成为德国现代化走入“歧途”的负面表达。他们认为，1871年建立起来的德意志帝国是通过军事性“上层革命”建立起来的，这一帝国虽然在经济领域实现了现代化，但其社会和政治领域的现代化落后于经济现代化进程，前工业社会的权力精英仍然保持着独裁性统治，经济和社会、政治发展的必要同步性一直没有实现，而传统权力精英的“防御性”政策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魏玛共和国失败和纳粹统治的到来。② 但是，也有学者非常不以为然。以托马斯·尼佩代为代表的一些德国学者就坚决拒绝这种有负面意向的“德意志独特道路”论。尼佩代等人认为，从历史学角度看，各国现代化进程不存在所谓的“正常道路”和“独特道路”区分，因为“每个国家的历史都有其独特性”，或者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独特道路’”，甚至西欧诸国与北美也有明显不同，因而不能“理想化‘西方’”；20世纪30年代从民主政治向极权统治的发展，并非德国的“独特现象”，不能视为一种德国历史发展的“迷途”。③ 国内也有多位学者从“独特道路”视角探讨了德国现代化问题。④ 笔者以为，各国现代化道路不能以“正常”和“独特”加以截然区别。一方面，各国现代化都有共同的现代取向，呈现为对社会经济领域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福利国家化，以及政治领域的民主化和法制化的追求。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每个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语境不尽相同，发展道路也有差异。从这一意义上，我们不能预设所谓的“西方”标准的现代化“正常道路”，也不必排除对德国现代化道路独特性的探讨。历史表明，德国现代化既存在一种欧洲乃至世界现代化语境下与“西方”的转型的共振，又有着自己独特的节奏与韵律，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现代化历史逻辑。这也就是兰克论及各国发展时所说的“独特性蕴含着普遍性”⑤ 的历史趋向。 以笔者陋见，德国现代化进程与“西方”相比，既存在现代指向的共同历史语境，也有着自己的独特历史逻辑。它大致分为四个历史时段：（1）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德国在欧美现代化节奏中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迈向现代社会；（2）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德国不仅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而且以德意志帝国为平台，结出了现代化的硕果；（3）“一战”结束后，德国现代化进程在“西方”制度压迫下陷入迷茫，出现从自由主义到极权主义的极端摇摆；（4）“二战”之后，联邦德国回归德国现代化的历史逻辑，建构出独特的现代化德国模式。 一、与时俱进、稳中求进与德国现代化历史逻辑的形成 德国现代化进程有其鲜明的历史和实践逻辑。这种历史和实践逻辑体现为，在欧洲近现代历史发展进程中，德国统治者展现出鲜明的历史主动性，始终能够以自我革命的方式跟进时代，共振于时代脉搏，与时俱进，在历史潮流面前“向前逃跑”，以“上层革命”模式引领德国迈向现代社会。与此同时，从德国统治者到下层民众，都崇尚稳中求进，习惯于以改革方式适应时代发展，波澜不惊地实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平稳转型，形成了独特的德意志韵律。 18世纪基于启蒙理念的开明专制是德国现代化的历史和实践逻辑起点。启蒙运动始于英国，盛于法国，波及整个欧洲，是欧洲现代化转型的思想推进剂。在英国，约翰·洛克等人的启蒙思想为“光荣革命”以及英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革提供了重要依据；在法国，伏尔泰、卢梭等人的启蒙思想则成为法国大革命的理论来源。相较之下，启蒙运动在德国却成就了一种全然不同的政治结果。从18世纪中期开始，德国诸邦统治者主动吸纳启蒙哲学理念，在国家治理中实施“以国家和人民幸福为前景”的开明专制，⑥ 形成了一道独特的中欧政治风景。可见，在欧洲现代化进程中，德国从一开始就呈现出独特的历史逻辑。当英法等国用革命方式自下而上地清除旧制度的沉疴积疾，迈向现代社会时，德国由一批开明邦君开启了“上层革命”色彩的改良主义现代化。⑦ 在这种改良主义“上层革命”模式下，以普鲁士和奥地利为代表的德意志诸邦统治者将启蒙哲学理念转变为“远离君权神授而转向‘服务性’政府”的开明专制，形成近代早期欧洲统治者在身份、理念和职能方面现代性转变的另类表达。开明君主带有旧专制君主的特征，强调君主应当是专制的，但同时也呈现鲜明的现代取向，认为君主要对尘世中的国家和人民负责，要“服务于全体人民”，“改进教育机会、社会条件和经济生活”，提升大众的幸福感。⑧ 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就强调君主权力来自与臣民的契约，他自己只是国家“第一公仆”。⑨ 奥地利君主玛丽亚·特蕾西亚则把追求“所有人的自由和正义”当作执政的目标，努力促进“统治的现代化以及臣民乃至国家的经济进步”。⑩ 这些开明君主们还把这些具有鲜明现代取向的理念贯彻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实践中，在政治领域进行行政管理改革，凸显国家至上和中央集权理念，编撰了《普鲁士普遍国家法令》《特雷西亚法典》等国家法典，提升国家管理效能；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废除王室领地上的农奴制，改善农民状况，大力促进矿山开采等工业经济以及对外贸易的发展；在教育领域中致力于全民启蒙，凸显教育的国民化、世俗化和实用化等。德国统治者的相关举措为日后德国通过改革平稳迈入现代社会奠定了基础。
